重走抗戰路，一定要去一趟「國際和平城市」濰坊！
2025-12-09 18:40 7,285次浏览增量政策，又出現一個首次！ 8月12日，多部門發布《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實施方案》和《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政策實施方案》。這兩項貼息政策是中央層面首次實施，也被稱為貸款領域的又一次「國補」。 最近民生政策可謂多箭齊發： 先是育兒補貼出臺，每孩每年補貼3600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大範圍、普惠式、直接性向群眾發放民生保障現金補貼，今年初步安排預算900億元左右。 然後是幼兒園大班免除保育教育費，官方預計今年秋季學期將惠及約1200萬人，相應減少家庭支出200億元。 再來看此次貼息新政，力度也很大。 根據方案，貼息範圍包括單筆5萬元以下消費，以及單筆5萬元及以上的家用汽車、養老生育、教育培訓、文化旅遊、家居家裝、電子產品、健康醫療等重點領域消費，年貼息比例為1個百分點。 每名借款人在一家貸款經辦機構可享受的全部個人消費貸款累計貼息上限為3000元，其中在一家貸款經辦機構可享受單筆5萬元以下的個人消費貸款累計貼息上限為1000元。 舉個例子就明白了： 個人消費貸款20萬元用於裝修、購置家具家電等消費品，年利率為3%，沒有貼息全年需要支付貸款利息6000元，而享受貼息之後，最高可減少利息支出2000元。 這次貼息政策最值得關注的，是政策發力點的轉變。 與以往貼息政策重點支持投資端、供給端不同，此次出臺的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從需求端發力，直接惠及消費者個人，降低個人消費貸款成本，貼息資金由相關貸款經辦機構直接在向借款人收取貸款利息時直接扣減。 數據能說明政策的潛在影響：截至6月末，不含個人住房貸款的全國住戶消費貸款餘額21.2萬億元，全國住宿餐飲、文體娛樂、教育、居民服務等服務消費重點領域經營主體的貸款餘額2.8萬億元。 1%的貼息看似比例不高，但撬動的可能是上萬億元的消費活水 ——這意味著1塊錢的貼息資金，有可能帶動100塊錢的貸款資金用於居民消費，或者是消費領域服務業的供給。 這種公共資金和金融工具結合產生的「四兩撥千斤」撬動效應，正是政策設計者的用意所在。 也就是說，政策目的就是要通過進一步強化財政和金融協同，撬動更多信貸資金精準投向消費領域，降低居民和經營主體的信貸成本，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時，通過提振消費暢通經濟循環。 招聯首席研究員董希淼對三裡河表示，這是一項創新舉措，傳遞出明確的政策信號，有助於提振信心和預期。通過財政貼息，一方面將提高居民運用金融槓桿擴大消費、改善生活的意願和能力；一方面降低消費領域經營主體的融資成本，支持和鼓勵經營主體保持生產經營持續性，提供更多優質產品和服務。 董希淼認為，貼息政策與已經出臺的消費品以舊換新「國補」、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等政策工具協同，形成疊加效應，更加有力有效地促消費、惠民生。 從育兒補貼到教育減負，再到消費貼息，這一系列政策真正投資於人，其實在解決同一個問題：讓居民有錢花、敢花錢。 中國家庭向來有「積穀防饑」的習慣，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負擔往往壓抑了消費意願。現在，公共財政開始逐步為這些後顧之憂買單：育兒有補貼，幼兒免保教費，消費能貼息。 當後顧之憂少了，預防性儲蓄的焦慮減輕了，消費意願自然會上升。 從直接發錢到減免學費，再到給貸款利息打折，國家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一點點織密民生保障網，激活消費市場的活力，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這波操作，值得期待。 (「三裡河」)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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