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組織天津峰會|習近平會見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
2026-02-25 21:39 4,136次浏览據8月13日《法治日報》報導，江蘇蘇州工業園區的一場汽車改裝博覽會現場，一輛改裝後的汽車從博覽中心門前以近90公裡的時速「炸街」而過，當時路面因降雨較溼滑，車輛很快失去了控制，開始瘋狂旋轉。在眾人驚恐的目光和驚呼聲中，車子徑直撞向路邊護欄，巨大的衝擊力使車輛嚴重受損，零件四處飛散，現場一片狼藉。相關視頻被發到網上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近日，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審結這起案件，依法判決被告人顧某某犯危險駕駛罪，拘役4個月，緩刑4個月，並處罰金5000元。 這不僅是一場驚心動魄的事故，更折射出駕車「炸街」行為對公共安全的嚴重威脅。駕車「炸街」將公共道路當成「炫技場」，其危害從來不是「噪音擾民」那麼簡單——超速行駛、非法改裝、危險操作，每個環節都可能引發車毀人亡的悲劇。這起案件中，駕駛人明知路面溼滑仍關閉安全系統、超速兩倍以上，主觀上帶著炫技逞能的心態，客觀上造成多車受損、人員受傷，其對公共安全的漠視遠超一般交通違法，已構成了刑事犯罪。 長期以來，駕車「炸街」治理面臨查處難、處罰輕的困境。一些駕駛者認為，最多不過是罰款扣分，於是肆無忌憚地在深夜或人流密集區炫車技、比轟鳴。 此番判決打破了「單人駕車不算追逐競駛」的認知誤區，明確「主觀炫技+客觀危險」即可構成危險駕駛罪，這一認定為同類案件的處理提供了重要標尺，讓駕車「炸街」者再無僥倖可言。當「炸街」不再是「小打小鬧」，而可能面臨牢獄之災，那些追求刺激的駕駛者才會真正掂量代價。正如案件審判長所言，判斷是否構成犯罪，關鍵看是否「對公共安全造成實質性損害或有侵害的現實可能性」。這種以「公共安全」為核心的司法考量，精準擊中了「炸街」行為的危害本質。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執行，個案之外，治理「炸街」還需形成「執法—司法—普法」的閉環。一方面，交管部門應加強對非法改裝車輛的源頭管控，通過技術手段精準識別「炸街」行為，讓違法者無處遁形；另一方面，司法機關需持續通過典型案例釋放「零容忍」信號，讓「危險駕駛必受嚴懲」成為社會共識。 從「噪音擾民」到「刑事追責」，蘇州這起案件的價值，不僅在於對單個行為人的懲處，更在於向公眾清晰釐清「合法與違法」「違規與犯罪」的邊界，本質上是對公共安全的堅決捍衛。馬路不是賽道，炫技等於玩命，當法律成為治理「炸街」的「王炸」，當司法判決劃出不可逾越的紅線，「炸街」的轟鳴聲才有望早日消失在法治的晴空下，還公眾以安寧，還道路以安全。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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