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廢變「金肥」 杭州以智慧農服繪就綠色「豐景」
2025-11-13 01:18 4,362次浏览這個暑假，「體育外賣」的授課方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不少青少年上體育培訓班不用接送，家長們從手機上下單，教練帶著器材上門，最近的場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樓下。 扛器材擠地鐵送「體育外賣」，對於在杭州工作的00後劉晨來說不算什麼，做上門教練以來，根據課程需要，他帶過跨欄、障礙桶、彈力帶、啞鈴等工具。這讓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區之間轉場總有人來問聯繫方式；小區上課現場，也有家長先是在遠處觀望，再來諮詢：「能不能拼團(課)？」 這種新型體育培訓模式吸引著一些年輕人投身其中。石家莊一家上門體育機構負責人孫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練團隊跑不完全市的上門課程，所以公司還在持續招人，每天近百人通過招聘網站向他求職，但可能只篩出一兩個合適的教練。 他們帶著器械上門教體育 劉晨是一名前摔跤運動員，他所在的杭州市臨平區是2021年才成立的，離市中心較遠，不少雙職工父母自己都很難有空鍛鍊，更沒有時間陪著孩子去其他區的大機構進行體育培訓，但孩子的體育鍛鍊卻「拖不得」——肥胖、體能差、視力弱問題困擾著不少家長，「有的孩子下樓去買個東西，可能回來都會氣喘籲籲」。靈活、便利的「體育外賣」，於是應運而生。 孫文在石家莊從事體育培訓十餘年，有一家超過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運動場館，開始轉型時，「上門體育」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現在，他的禹創體育團隊已經把「上門體育」作為主要業務。他解釋：「家長沒有時間來回接送孩子(到場館)，就會導致孩子的訓練頻率降低，斷斷續續的，效果不理想。」教練上門為家長減少了時間成本，而脫離場館，在綠植多的公園、小區運動，「視野開闊，運動狀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 不同學段的體育測試，是當下很多家長為孩子下單「體育外賣」的一大原因。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學校，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河北則將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4個學期的成績之和，作為過程性考核成績。 孫文稱，很多家長轉變了思路，不像之前，在體育測試前「臨陣磨槍」，平時訓練、提升成績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滿足於原有的體育培訓模式。 北京樂時運動聯合創始人陳學利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做「上門體育」的機構有些也是從體育場館轉型而來，開發「上門體育」線上平臺的僅兩三家。2024年年底「樂時運動」小程序上線，目前覆蓋了100多個城市，已有3000餘名專業教練入駐平臺。陳學利表示，做「上門體育」是一種輕資產創業，沒有場館這種重資產的投入，而且覆蓋範圍很大。「不像一個場館，只能覆蓋周邊10公裡左右範圍。教練直接對接家長，收入也比在場館高。」 這也是曲阜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大二學生薛銳眼中，「上門體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資」、工作自由，憑個人能力賺錢。他做過田徑、籃球、夏令營體育培訓兼職，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做上門教練，組了一個4人團隊，正在考慮創辦公司。「發展得好，畢業就可以接著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東濟寧曲阜這座縣級市，大型體育場館都離市中心較遠，但他們送課到客戶家樓下，家長「透過窗戶就能看到」。90分鐘的課程收費100多元，是當地家長能接受的價格。 陳學利介紹，「樂時運動」的上門體育課程定價與授課人數相關，但客單價比場館更低，一對一課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課則會低70%左右。「很多孩子願意一塊拼著去上課，這種團課在平臺上銷量非常好。」陳學利說，有家長發起拼團後，會把團課連結發到自己的小區群裡，為孩子尋找上課的「搭子」。 得益於輕資產投入，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的「上門體育」從業者均表示，他們採取小課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費方式。孫文介紹，他接觸的家長對傳統機構的「大課包」式預付消費心存顧慮，非常看重「上門體育」課程機構的穩定性。就像陳學利所說，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長交完錢幾個小時以後，教練就上門來授課了。 面對新的市場需求，創業者們也在摸索。自媒體就是一個宣傳渠道，薛銳的團隊裡由他負責出鏡，拍攝帶孩子訓練的視頻，「有教練出鏡、指導的視頻流量，就會高一些」。通過和家長們的私信互動，薛銳得知一些體能測試的培訓需求很大，於是開始研究推出相關課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長(對上門體育)接受度比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長還是比較傳統，我們也在慢慢推廣，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陳學利說。 上門體育「因地制宜」 暑假裡，清晨和傍晚是上課黃金時段，應家長要求，劉晨團隊的教練有的在早上6點上課，有的晚上10點半才下課，通常一天上4節課，下雨、颱風天就在小區地下層教。找到合適的場地不算困難。「新小區裡面配套都蠻好的」，跑道和體育廣場適合訓練。如果碰上老小區，劉晨會帶上孩子去附近的體育公園，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達。薛銳則習慣在每次課前「踩點」找好訓練場地，通常20分鐘以內能找到。 「在場館裡上課與上門去戶外上課，具體的實施、注意事項是有所區別的。」孫文說，教練首先會對場地的安全作一個判斷。場館內有運動地膠、周邊牆體有軟包，細微處都有保護設計，但「上門體育」需要靠教練選擇場地。「檢查周邊是否有高空墜物風險、稜角、過往車輛，這些都得注意到。」同時，戶外教學對教練的專業性要求更高，沒有地膠的情況下，跳躍的動作不規範，教練更要及時糾正，防止對孩子的膝蓋造成損傷。 在業內人士看來，場地需求與體育培訓項目密切相關。孫文以體測的立定跳遠項目舉例，教練會帶跳遠墊上門，對膝蓋起到緩衝作用，防止孩子受傷。而長跑訓練，由於未必能就近找到開放的標準跑道，則需要將訓練拆分：日常通過體能訓練提升心肺耐力、糾正跑姿，測試則必須去專業跑道。他希望更多運動設施向公眾開放，「無論對於上門體育，還是家長自己帶著孩子去運動鍛鍊，都是一種便利」。 在做夏令營教練時，薛銳第一次意識到，體育教育不是嚴肅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職裡學會如何融入孩子群體。「上門體育」往往是家長主導了課程報名，但孩子會慢慢喜歡訓練，也會在休息時和他分享喜歡的動漫角色和校園裡發生的事。 同一個項目也要根據目的來選擇上課方式。孫文談到：「比如籃球，如果要學專業的，我會建議去專業的室內場館，如果說把籃球當作興趣愛好，培養孩子的基礎能力，再穿插著體能訓練，我們可以說(上門)沒問題。」 劉晨覺得，體育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過一個五年級體重已經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攝時男孩很抗拒鏡頭，也不願意訓練。於是，劉晨就和他約定不再用手機記錄，「就好好訓練，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屬於我們倆」。現在，男孩在訓練後瘦了5公斤，慢慢喜歡上了運動。 除了喜歡給孩子上課之外，劉晨還希望「通過創業的方式，讓教練走進千家萬戶，讓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推廣體育」。 「體育外賣」也需品控 武漢體育學院教授、中國青少年體育與體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柳鳴毅向記者指出，隨著大眾體育健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包括「體育外賣」在內的各種體育教學、體育鍛鍊形態隨之多元化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等部門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體育服務，但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市場提供了個體化、定製化的課程。家長和孩子在選擇課程時，也需要注意防範孩子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損傷風險。 對於劉晨來說，選擇註冊公司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買保險。做個體教練時，劉晨只能在上課前一天請孩子父母買好保險、截圖發給他，「我們有言在先，如果沒有給孩子購買保險，第二天的課我們就不上」。現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義，批量為孩子購買保險。 劉晨還發現，被訓練場景吸引來的家長除了關注課程內容和價格，也對專業資質非常看重。他告訴家長，浙江省內從業教練員通過在該省體育培訓監督管理數位化平臺「浙體培」獲得「電子認證」，可以通過小程序查看教練的資質證書。 為進一步完善課外體育培訓監管，國家體育總局於2021年12月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範》，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的至少一種。 陳學利介紹，各地的教練需通過「身份證+資質證書+教學案例+人臉識別」四重嚴格審核，才可以入駐「樂時運動」平臺接單。其中，教學案例指的是教練此前訓練的孩子的視頻，「能看出他的教學水平，還有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是放慢了推廣速度，在控制教練的數量和質量。」陳學利透露，在作為大本營的北京，「樂時運動」設計標準化的課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長歡迎，孩子又比較適應的話，就會慢慢往外去複製。 「品控」也是孫文正在考慮的事情，他為團隊的每個教練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為「體育外賣」業務鋪得廣，他的確遇到沒辦法實時掌握教練上課情況的問題，他想到的方法是隨機巡課、與家長教練建立三方溝通、定期培訓，「也在思考有沒有更加系統性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課程品質」。 孫文在期待相關行業標準的出臺，他坦言，對於教練的執教能力，僅靠證書無法直觀展現。在面試教練時，他要求上門教練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擁有一到兩年的實際授課經驗。「我們得對家長負責、對孩子負責，也對教練的未來負責，不能讓教練拿孩子練手，這裡邊的風險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鳴毅認為：「僅依靠體育行政部門對『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項目進行管理、監督、扶持，力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呼籲多部門圍繞『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的標準設置、場地、師資、營業資質等，提出合理且有助於市場發展的監管體系。」他也提醒，公眾應增強安全防範意識，選擇有資質和經驗、靠得住的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4日 07版
美國藥價高得離譜，川普的降價承諾更離譜。 2023年，美國處方藥支出超過6000億美元，人均支出超過任何其他國家。蘭德公司2024年的一份報告更扎心：美國處方藥價格，比其他33個經合組織國家平均價格高2.78倍。 非法移民從墨西哥偷渡到美國的事情很常見，但面對高價藥的困局，其實也有美國人反其道而行之。比如，就有買不起胰島素的美國人越過國境，去墨西哥藥店購買這種「救命藥」。 在這樣的狀況下，美國總統川普也不得不「表態」。 近日，川普致函17家美國製藥商，呼籲它們降低美國本土的處方藥價格，使其與其他發達國家的處方藥最低價格持平。 更讓人咋舌的是，川普還放話稱，他不是要將藥價下降30%或者40%，而是要降1500%！ 這種說法一聽就不對勁：降100%意味著免費吃藥，下降1500%，豈不是讓製藥企業倒貼錢？以後美國人吃藥都有錢掙了？ 這顯然不可能。 川普為什麼會說這種「離譜話」？分析認為，一方面和他愛用誇張說辭的性格脫不了干係，另一方面，恐怕也說明他沒想認真解決這件事。 美國藥品價格之所以畸高，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缺乏協商價格的能力。 獨佔專利的大型藥企可以隨意確定藥品價格，不受任何管制。凱澤家族基金會的調查結果顯示，近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自己「吃不起藥」。 這麼多年來，不管美國政府做出怎樣的嘗試想要改變現狀，都無法撼動藥企的巨大政治影響力。 當然，藥企有一套自己的說辭，稱「高藥價才能鼓勵新藥研發和創新」，如果藥價降低，那麼就沒有企業研製新藥，製藥技術就無法進步。 但根據本特利科學與工業融合中心的一項新研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在2010年至2019年期間，為354種藥物的研究投入了1870億美元。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報告稱，NIH對新藥研發的投資，比製藥企業的投資要多。 這說明，美國政府機構才是新藥研發的主要投資人。說白了，美國納稅人自己掏錢支持新藥研發，到頭來還得花天價買藥，藥企成了最大贏家。 為了維持這種「躺著掙錢」的狀況，藥企花起錢來毫不手軟。 根據美國醫學會2020年的一項研究，從1999年到2018年，製藥行業和保健品行業共花費47億美元遊說，平均每年2.33億美元。 而在2020年之後，遊說費用繼續水漲船高。根據OpenSecrets的數據，製藥行業在2021年砸了近3.9億美元用於遊說。 錢花哪兒了？美國國會的議員身上。 2020年STAT的一項分析發現，當年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國會議員，收到了來自製藥公司的資金捐贈。 2024年，100名現任美國參議員中，至少有72人從製藥公司獲得了至少1萬美元，其中12名參議員獲得的捐款金額超過10萬美元。 美國製藥企業花了這麼多錢，為的是不讓政府插手藥價協商，以維持高價。 川普解決藥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不光是藥企的政治影響力很難撼動，更因為川普本人就是大藥企的「好朋友」。 川普嘴上說要降低藥品價格，可他做的事看起來像是「一屁股坐到了藥企那邊」。 2017年1月11日，還沒上任的川普就嚴厲抨擊美國藥企「逍遙法外」，並表示政府應該協商藥品價格。 但川普上任之後，就收到了輝瑞公司提供的100萬美元捐款。2017年底，川普還直接任命大型製藥公司高管亞歷克斯·阿扎爾領導衛生部，被批「讓狐狸看守雞舍」。而川普的減稅政策，更是讓大藥企獲益匪淺。 近日，川普剛宣布讓藥企降低成本，第二天輝瑞公司CEO便現身他的籌款活動……如果說他倆只是去打高爾夫，有人相信嗎？ 如此看來，美國政治的遊戲規則下，想要讓藥價真降下來，恐怕是一件「很難完成的任務」。川普的「降價承諾」，聽聽就好。 (「三裡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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