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暗示放寬英偉達對華出口「特供版」AI晶片 外交部回應
2026-03-16 04:09 3,892次浏览北京8月8日電(柳棽 實習生 鮑哲浩)8月6日，「中英健康創新平臺」首次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來自中英兩國地方政府、醫療企業、高等學府、科研機構等首批成員單位代表分享了合作意向，多位英方代表盛讚英國企業在華發展機遇。 據介紹，「中英健康創新平臺」由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與英國商業貿易部生命科學與醫療司聯合發起，旨在整合英國頂尖科研實力與中國產業優勢，推動數字醫療、生物醫藥、醫療器械和公共衛生服務四大領域的深度合作。 中英健康創新平臺首次工作會議 實習生 鮑哲浩 攝 在採訪中，與會嘉賓向記者表達對中英合作的期待。 「『中英健康創新平臺』是中英經濟財金對話的重要成果，我很高興在中方合作夥伴的支持下，我們將這一雄心變成了現實。」英國駐華使館生命科學與醫療健康參贊安睿輝(Rahul Agarwal)稱，英國在早期研發和專業監管方面與中國的市場規模和製造能力相輔相成，中英兩國在診斷與治療方法研發、投資與市場建設、應對老齡化等方面都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 英國駐華使館生命科學與醫療健康參贊安睿輝(Rahul Agarwal)出席會議。 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供圖 諾丁漢大學科研與知識交流辦公室何敏表示「中英健康創新平臺」可以連結中英之間的科創源頭、應用場景、資金支持，並通過概念驗證和國際化科創專業服務，最終突破科技成果進入國內外市場的「最後一公裡」。她期待中英之間能在聯合培養高水平科創人才、校企聯合研發、科技成果轉化等領域，全方位多層次開展產業合作、政策諮詢和人文交流。 倫敦發展促進署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趙冰冰表示，中國的市場非常大，且中國可以將優秀科技成果進行快速的市場化轉化，許多英國的科技企業和生物醫藥企業特別看好這一點。 愛丁堡大學再生醫學中心負責人、教授David Hay在採訪中表示，中英兩國在細胞生物學、組織工程和技術轉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精深的研究成果，雙邊技術合作以及「中英健康創新平臺」提供的交流空間將為兩國帶來絕佳的科研和商業機遇。 愛丁堡大學再生醫學中心負責人 教授David Hay會上發言 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供圖 會上，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局長劉民強在發言中表示，當前中國正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消費潛力持續釋放，經濟發展穩中向好，新質生產力，新能源、生命健康、人工智慧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已成為全球創新的策源地，為包括英國企業在內的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在華長期穩定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局長劉民強講話 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供圖 會後，多位與會嘉賓向記者誇讚中國營商環境。 「能夠感覺到中國是非常歡迎外資企業來這邊投資的。」趙冰冰表示，健康全球最關注的議題之一，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牽頭的作用。 何敏認為，中國在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行業自身發展、醫療健康消費需求等方面優勢顯著，對於外國投資者和企業進入中國市場非常有利，並提出高校開展的國際項目或可協助英國的優質科創項目和技術減少進入中國市場的阻礙。 創盛橋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執行長達倫·默瑟(Darren Mercer)稱中英兩國皆擁有優秀的科學家和早期創新成果，兩國之間可以實現很好的互補，期待兩國間有更多對話機會讓醫藥企業展示研發成果，並鼓勵企業進行投資。 人工智慧是時下熱門議題，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趙冰冰在採訪中提及人工智慧在醫藥領域的應用與發展，稱人工智慧賦予產業新的可能性，中英企業在該領域可以開展想像力，找到更多的應用場景開展合作。 中英健康創新平臺首次工作會議 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供圖 正如英國駐華使館生命科學與醫療健康參贊安睿輝所言，「中英健康創新平臺」為兩國企業、地方政府和學術代表提供交流空間，探討兩國間的機遇和挑戰，將有效促進兩國互利，並有望促成更多的雙邊合作和更密切的中英夥伴關係。(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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