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評：小學老師教高中，教育不能靠將就
2026-02-06 16:35 3,475次浏览8月13日電(記者 石睿)「對居民個人消費貸款和消費領域的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實施貼息政策，這是中央層面首次實施，有媒體朋友也稱之為消費貸款領域的又一次『國補』，可以說是非常形象的，這也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對擴大消費的重視程度。」 8月13日，針對三部門昨日發布的《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實施方案》《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政策實施方案》，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做出上述介紹。 貼息新政有什麼特點？ 廖岷表示，兩項貼息政策是財政金融協同支持提振消費的又一次創新探索，在支持領域上充分考慮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需要，所以工作流程力求簡潔高效，以突出人民性和普惠性，大概有四個特點。 首先，補貼方式更精準。個人消費貸款貼息政策打破了以往對整筆貸款貼息的慣例，精準地支持其中用於消費的部分，真正惠及有消費意願的借款人；經營主體貸款貼息則精準用於改善相關主體經營狀況。在操作上，貸款經辦機構按期收取貸款利息時，直接扣減應該由財政承擔的貼息資金。 第二，支持消費的力度更大。兩項貼息政策和金融政策協同發力，來發揮公共資金的引導作用，撬動更多金融活水流向真正的消費領域，如果按照1%的貼息比例，意味著1塊錢的貼息資金，有可能帶動100塊錢的貸款資金用於居民消費，或者是消費領域服務業的供給，所以這是一個公共資金和金融工具的結合產生的撬動效應。 第三，惠及的範圍更廣。為擴大政策的覆蓋面，兩項貼息在政策的設計上充分體現了普惠性，全面覆蓋居民日常消費和各類群體，滿足人民群眾多元化、多層次的消費需求。 最後，貼息的流程更高效。與常規貸款辦理流程相比，個人消費貸款借款人主要是需要授權經辦機構識別相關貸款帳戶的交易信息，用於貼息資金的測算。兩項貼息政策涉及的貸款利息扣減、貼息資金申請等工作均由經辦機構來負責，借款人無需額外的操作。 申請貸款貼息有什麼條件？ 財政部金融司司長於紅表示，這兩項貼息政策涉及的側重點都是廣覆蓋、低門檻，也沒有設置複雜的申請程序，儘量讓大家做到「省錢又省心」，只需要滿足一些基本的、必要的條件，就可享受政策的支持。 其中，居民享受個人消費貸款貼息的條件，核心是要有真實的消費行為。如果借款人使用個人消費貸款用於一些非消費領域，或是其他違規套利行為，這不屬於政策的支持範圍，將無法取得貼息資金。 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的條件，核心是要將貸款資金用於經營活動。對於餐飲住宿、健康、養老、託育、家政、文化娛樂、旅遊、體育這8類消費領域服務業經營主體而言，從今年3月16日到年底的時間裡，只要與銀行籤訂了貸款合同，而且已經收到貸款資金的這些經營主體，都可以享受最長1年的貼息，貸款期限不足一年的，按照實際期限來進行貼息。 於紅強調，服務業經營主體的貸款資金必須合規用於正常的經營活動，例如拓展空間、優化布局、提升硬體、增加業態、人員培訓、產品研發等，重點是要改善消費基礎設施、提升服務供給能力，不能用於投資理財和套利活動。 怎麼獲得貸款貼息？ 於紅表示，兩項貼息政策設計都遵循了簡便易行的原則，貼息資金的申請、審核等工作，均由貸款經辦機構和地方政府的相關部門來完成，力求最大限度地減輕借款人的操作負擔。 對於個人消費貸款貼息，借款人在申請個人消費貸款籤訂相關貸款合同的同時，只需要增加授予貸款經辦機構相關權限，允許其識別貸款發放帳戶或者指定帳戶的交易信息。對於已經籤訂的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可通過籤訂補充協議等方式來取得借款人的相關授權。 貸款經辦機構將根據借款人實際消費的情況，按照政策規定的貼息比例、貼息上限等要求來計算財政貼息金額，在定期收取貸款利息的時候，直接扣減由財政承擔的貼息資金，借款人可通過簡訊、手機APP等方式知曉享受財政貼息的具體情況，不需要其他額外操作。 對於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借款主體同樣不需要進行貼息的申請，只需要按照正常的信貸流程在銀行辦理貸款就行。經辦銀行收到財政貼息資金以後，對經營主體已經支付的利息，一次性向經營主體返還對應的貼息資金；對於經營主體未來需支付的利息，貸款經辦銀行在後續按期收取時，直接扣除對應的貼息資金。(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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