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統一戰線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活動在杭州舉行
2025-11-14 09:06 9,415次浏览閱讀提示 入職時以為是做普通銷售，卻因公司涉嫌詐騙成為「從犯」；面試時宣稱「低門檻高回報」，實則暗藏違法陷阱……一些企業以高薪崗位誘騙求職者「入局」，導致勞動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陷入「公司犯法，員工擔責」泥潭。專業人士建議，求職者增強法律意識，掌握「避坑」指南，識別「高危崗位」。 「公司被查，自己竟成了「從犯」。」不久前，小夏就職僅1個月的公司，因為涉嫌欺詐消費者，被有關部門「一鍋端」。作為前員工，她也因涉嫌詐騙罪被判緩刑，留下案底。 入職時以為只是做普通銷售，卻因公司涉嫌詐騙成為「從犯」；面試時宣稱「低門檻高回報」，實則暗藏違法陷阱……小夏的遭遇並非個例。一些企業以高薪崗位誘騙求職者參與非法業務，導致勞動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陷入「公司犯法，員工擔責」泥潭。 「不知情」就能免責嗎？員工是否擔責的判罰關鍵是什麼？求職者該如何「避坑」？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 公司被查，員工成「從犯」 2024年7月，小夏線上接觸到了一家主營國學業務的公司，面試兩次後，被錄用。工作內容聽上去與違法犯罪毫不沾邊——線上給客戶答疑，根據對方膚質推薦護膚品。 記者採訪獲悉，打著國學幌子，利用人們對健康、外貌的重視心理，推銷保健品、化妝品，是這類公司的常見套路。 僅僅在公司工作了1個月，小夏就感覺到「不對勁」——每周開會時，組長會對業績墊底的員工大加批評，還要求大家集體喊口號。入職1個月，她就提出了離職。 然而，半年後，小夏卻收到了公安機關的電話，稱她涉嫌詐騙罪，需要立刻到案自首。第一次接到電話，小夏還以為是騙子，本打算置之不理。直到眾多前同事也表示收到了類似通知，她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 到案後，小夏得知，她此前向客戶推薦的「一對一配比」的高端護膚品，其實是偽劣產品。老闆甚至還成立了空頭公司，用來轉移資金。 作為新員工，小夏在第1個月拿到了約3500元工資，業績倒數。法院考慮其較低的「涉案金額」，屬於「從犯」，最終判決「緩刑」。 小夏的遭遇在社交媒體引發共鳴。從事保健品銷售、教育培訓等職業的勞動者，也現身說法，訴說自己身為普通員工，因不慎加入涉嫌犯罪的公司，結果面臨刑罰的遭遇。 記者採訪發現，這些「踩坑」的勞動者以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居多，有的甚至還是在校大學生，往往被低門檻、高薪資的虛假招聘廣告吸引，主動聯繫「入局」。 此前，在河南省滑縣人民法院審結的多起網絡詐騙案中，有多名剛畢業大學生及在校大學生因為「高薪兼職」，淪為詐騙團夥「幫兇」被判刑。 是否有直接責任是判罰關鍵 重慶市人大代表、合眾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魯磊表示，常能在法庭上聽到法官、檢察官這樣提問嫌疑人：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公司的業務有問題？ 魯磊坦言，在一些新產業、新領域，企業的經營、盈利模式變化很快，一些經營手段確實具有迷惑性、隱蔽性，導致勞動者無法識別其中隱藏的違法犯罪風險。 不過，勞動者對公司的違法犯罪行為是否知情，在很多時候並不對案件判罰起決定性作用。 「由於一般員工都會或多或少地參與公司運營，因此區分是否有直接責任是認定是否有罪的關鍵。」北京德恆重慶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建分析說，公司犯法，員工是否會被牽連，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員工在違法行為中的角色、知情程度、參與程度以及是否履行了相應的義務。一般而言，職位越高、入職時間越久，對犯罪活動提供的幫助越大，量刑就會相對更重。 多位受訪者都提到，建議加強對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與整治。 記者注意到，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面向社會公開徵集人力資源服務領域涉嫌違法違規行為線索。其中就包括發布虛假招聘信息侵害求職者權益，誘騙求職者從事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違法犯罪活動等內容。 「一些勞務中介的「遊擊戰」策略極具迷惑性，他們往往短期租賃辦公室，收取費用後立即註銷營業執照。」重慶市渝中區市場監管局紀委副書記張載榮坦言，「等我們接到投訴上門，往往只剩空殼公司。」 司法實踐中，勞動者一旦被追究刑責，也就意味著留下了案底。 魯磊表示，為了讓輕罪人員經過社會矯正後，以「乾淨的檔案」重新回到社會，重新走上崗位，今年以來，全國多地開始試點成人輕罪封存制度——部分犯罪人在符合條件後，法院依職權或經申請，將其犯罪記錄封存。被封存後，本人可順利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或沒有犯罪記錄記載的「信用代證」。這一制度或將幫助輕罪人員及親屬獲得人生「重啟」機會。 求職「避坑」指南，請收好 採訪中，重慶工商大學新聞文學院教授朱東給出了一份畢業生求職「避坑」指南。 他建議，畢業生在求職前對公司背景進行充分調查，查明企業涉訴記錄、股東資質等關鍵信息，特別要警惕資金盤推廣、跨境結算等「高危崗位」。同時，注意留存勞動合同、工作記錄、工資流水等證據，一旦發現公司業務異常，立即提出書面質疑，並保留證據。 此前，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曾發表文章《求職警示錄》，對不法公司的常見手段進行總結。 文中指出，這類企業首先會拋出「低門檻高薪」誘惑，以「無經驗要求」「輕鬆賺錢」「抓住時代紅利」等為噱頭。同時，偽裝正規公司，偽造營業執照，甚至籤訂「勞動合同」迷惑員工。接著，企業會誘導員工實施「溫水煮青蛙式」犯罪。比如，初期安排簡單工作，如客服、答疑崗位，隨後逐步誘導其參與詐騙環節，並運用提成激勵誘使勞動者深陷其中。 該中級人民法院同時提醒求職者，明知他人實施偽造身份、虛構效果等詐騙行為，仍提供幫助，即構成共同犯罪，「法律不會因「不懂法」或「被蒙蔽」而免除責任」。 李建進一步建議，求職者應增強法律意識，明確自身責任和義務，無論是求職前還是入職後，都要判斷公司業務是否合法合規，即使是單純提供技術支持的公司，也要留意其業務是否涉嫌違法。一旦發現公司涉嫌犯罪，應儘早辭職並向當地派出所反映情況，員工主動報案可以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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