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美國幹預南海！ 菲學者呼籲菲當局強化獨立自主外交丨世界觀
2026-02-20 01:26 3,367次浏览金華8月10日電 (董易鑫 李朵)8月2日至10日，2025「凌雲音樂獎」中國聲樂作品演唱比賽及民族器樂演奏比賽(下稱：2025「凌雲音樂獎」)在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舉行，近1400位參賽選手參賽，還吸引了眾多聲樂、器樂教師，音樂愛好者觀摩學習。 當國家級音樂大賽與浙江中部縣城相遇，舞臺與田野相連、技藝與民心共振——這不僅是一個選手比拼專業技藝的舞臺，更是一次國樂文化的「返鄉實踐」。 活動期間，一場音樂會在浦江縣橫山村的智慧農業葡萄基地上演。(浦江縣官方供圖) 當國樂從舞臺至田野 一邊是來自北京的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奏響的「中西合璧」交響樂，另一邊則是由十餘位文化特派員自編自導的「鄉村音樂會」——活動期間，在浦江縣黃宅鎮橫山村的智慧農業葡萄基地，兩場風格迥異的音樂會輪番上演，為當地村民送去聽覺盛宴。 「國樂的誕生與中國的田野有緊密聯繫，這次我們在縣城辦賽、採風、演出就是印證了一句話——讓本土音樂『重回』土地。」中國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教授曲學選說。 據悉，2025「凌雲音樂獎」在傳統聲樂類比賽的美聲、民族唱法大類基礎上創新開設中國古曲與古詩詞藝術歌曲、中國傳統民歌與改編作品、中國藝術歌曲等五個賽道單元，旨在讓參賽選手擁有獲得更多展示機會，也讓更多中國聲樂作品得以傳播和推廣。 同期，涵蓋多場主題音樂會、雅集、研學等活動的「萬年上山·詩畫浦江」國風音樂周也在當地舉行：浦江縣演出了傳承千年的春節民間習俗——板凳龍。鑼鼓聲中，評委們忍不住加入舞龍隊伍、喊起號子。 從公益課堂到比賽現場、從光鮮舞臺到廣闊田間，專家和村民學在一起、玩在一起、樂在一塊。 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強介紹：「我們並非單純舉辦比賽，而是希望舉辦類似於音樂夏令營的活動，用豐富的形式將比賽和採風有機融合起來。讓年輕人利用珍貴的時間學習、成長。」 「本屆『凌雲音樂獎』設立了多個聲樂、民族器樂的單項賽道同時展開，目標是讓專業藝術的實踐平臺下沉到基層，與民眾的文化審美相互融合、助力，漸進式創新，實現中國傳統音樂藝術與時代同步發展；讓音樂學子們能夠打破專業壁壘，互相聽見、相互看見，對音樂藝術有更廣闊的視野。同時，我們也希望通過專業的比賽、精彩的音樂會以及豐富的音樂活動，為國內外音樂精英和愛樂者提供交流分享的平臺，促進民族音樂行業的蓬勃發展。」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胡琴表演藝術家宋飛說。 「韻起浦江—凌雲音樂獎」開幕式音樂會在浦江中學報告廳啟幕。董易鑫 攝 讓音樂成為城市「標配」 「一個賽事可以帶動一個城市的文化發展。我們更看重的是，如何通過賽事這顆『種子』拉動浦江大中小學美育的發展建設，增強賽事舉辦地的孩子們對藝術的審美以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曲學選說。 浦江舉辦國家級音樂大賽並非首次。2023年，當地曾承辦「敦煌杯」中國彈撥樂(琵琶/阮/柳琴)演奏比賽。彼時，浦江官方提出「背著樂器就能免費坐公交」「活動期間所有酒店不允許漲價」等暖心舉措，不僅保障了比賽順利舉行，還拉動了當地文旅產業發展。 「前年我們之所以把『敦煌杯』放在這裡舉辦，起初是因為浦江籍青年音樂人才張輝的極力舉薦和牽線搭橋。這次的2025『凌雲音樂獎』也是因為上次辦賽效果不錯，我們才再次選擇這裡。」承辦方相關負責人杜怡璇介紹。 此外，浦江的「城市氣質」也成為國樂賽事接踵而至的重要原因之一。 活動期間，浦江縣浦陽街道同樂村熱鬧非凡，來自2025「凌雲音樂獎」的專家評委與優秀青年選手、當地村民歡聚一堂，用音樂對話。(浦江縣官方供圖) 「浦江素有『文化之邦』『書畫之鄉』『詩詞之鄉』等美譽，綠水青山串接起萬年上山、千年鄭義門和月泉吟社，以及百年書畫興盛地的文化脈絡，也孕育了根深葉茂的浦江民間藝術。」浦江縣委常委方淵說，在音樂藝術方面，浦江亂彈唱腔高亢激越，表演粗獷奔放，深受百姓歡迎，至今仍以旺盛的生命力活躍於各種舞臺。 據悉，浦江官方正以此次活動為起點，融入了建設「國樂之城」的長遠考量，嘗試推動名家進村入企開展藝術交流、聯動省市縣文化特派員和浙江省文藝賦美工程，冀以文化振興賦能鄉村振興。 「多年前，中國樂器協會曾提出『讓樂器成為家庭的標配，讓音樂成為生活的剛需』的目標。這次活動，我們看到浦江很多老百姓對音樂文化有內在需求，也證明這個目標正一步步走向現實。」中國樂器協會常務副會長孫瑞勇說。(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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