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運以來全國鐵路已發送旅客超6億人次
2026-02-06 21:47 4,563次浏览這往往是一場不計代價的投入——有人花了10萬元做司法鑑定，有人辭職自學法律，有人耗了幾年，打一場可能會輸，但哪怕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的官司。 半年前，崔燦成為一名「寵物律師」。這種與貓貓狗狗相關的案子標的一向不大，最少的幾百元，平均幾千元，有的可能上萬元，接案子的律師多自稱「為愛發電」。 他發現，為寵物打官司的當事人，「從經濟方面考量，得不償失」。但很多人堅持把官司打到底。 也有一些特別的官司——夫妻離婚，寵物歸誰？貓抓人，人有錯嗎？主人死了，寵物能繼承遺產嗎？ 據投資銀行高盛報告，2024年，中國寵物數量首次超過4歲以下嬰幼兒數量，預計到2030年將接近嬰幼兒數量的兩倍。隨之出現的是寵物的醫院、學校、食堂、樂園和交通工具……貓狗在這個社會上面臨的處境越來越「類人」，由此衍生出的法律問題也越來越稀奇。 很多人開始思考，當下的法條，該如何適用於年輕人的「新家人」。 分割不了的「財產」 崔燦幹了半年「寵物律師」就發現，解決的不只是法律問題，還要算清楚人情帳。 一名留學生向他諮詢。出國前，她把自己的寵物貓委託給一位朋友照顧。兩年後回國，朋友卻不願意歸還貓咪，提出這兩年餵養貓咪的罐頭是全世界最好的，「貓價值5000元，但兩年的飼養費用加起來幾萬元」。 從法律上來講很好分析，貓咪要返還，該留學生的朋友可以主張合理的飼養費用。 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個可以用法律完美解決的問題，「訴訟就算贏了，朋友如果堅持不給也沒辦法，藉口貓丟了，法官也不可能上門去抓貓」。 最後，該留學生接受調解，拿了兩萬元經濟補償，小貓還是交給朋友養。 發生在情侶或夫妻間的寵物撫養權爭奪也常常鬧到法庭，婚後購買的寵物屬於「共同財產」，夫妻離婚時，寵物不是可以「平均分割」的「財產」。 2024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二中院」)發布《離婚後寵物歸屬協議模版》，用來解決離婚後寵物跟男方還是跟女方的問題。 協議模板中明確：「離婚後該犬按照男方×%，女方×%，按份共有，平時由男/女方保管，男/女方每月支付財產保管費×××元。男/女方每周×可使用該犬一次，每次上午×時自男/女方住所取走，下午×時送回。」同時明確在使用或管理期間，如該犬被損壞或丟失的，由使用或管理方承擔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在內的賠償責任。 這份像「子女撫養規定」的方案是上海二中院工作人員從司法實踐中獲取的靈感。但其實，作為財產的寵物並不能適用子女撫養權的相關法律規定。「寵物歸屬協議模板」是一種變通的解決方式。 當下，這種「變通」不僅在解決寵物的撫養權問題。前不久，廣州一位52歲的女性立遺囑，劃出10多萬元遺產留給4隻撿來的寵物狗。這位女士指定兒子作為遺產管理人，負責小狗生活的專項費用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20條規定，國家保護自然人的繼承權。但是，動物不具有「人」或「組織」的屬性，是不能直接繼承遺產的。寵物狗雖然不能繼承遺產，但可以享受遺產。有律師提醒廣州那位女士，要對遺產管理人進行必要的監督，以保障寵物能夠享受到遺產。 在國外，寵物律師的業務甚至可以拓展至為寵物設置遺產管理細則及設立寵物遺產信託。 比如，麥可·傑克遜為他的寵物猩猩「泡泡」，留下200萬美元的遺產。之後又有義大利貓咪「託馬西諾」「繼承」主人瑪麗亞·阿孫塔的全部遺產約1566萬美元。 國內，崔燦尚未接觸過類似的委託。作為一名寵物的主人，他更傾向於為寵物找一個可託付的人，「寵物畢竟不會自己維權」。 單身女士安雨是崔燦的朋友，她打算把家裡的6隻寵物貓「更新」到遺囑裡，但又擔心是否能確保寵物使用到自己留給它們的遺產。 3年前，45歲的安雨決定接一隻小貓回家。「這是我有生之年最後一次陪伴貓咪完整一生的機會了。」 她把家裡所有需要大修的地方修了一遍，還把家門口樓道仔細刷了一遍，「萬一它跑出去了，會容易認門兒回來」。 在她生日那一天，她接回了小貓，取名「小滿」，「人生小滿勝萬全」。養了一段時間，又接回了「圓圓」。她給兩隻貓布置了貓別墅，貼上愛心貼紙和對聯，開始嗑起了CP。 有了貓之後，安雨也感受到了「人生小滿」。8個多月後，「圓圓」和「小滿」迎來了自己的「孩子」。安雨在布置產房，準備給「圓圓」坐月子過程中，沒有想過自己會開始長達兩年的維權之路。 算不清的「財產」價值 剛剛出生，還沒有回家的小貓「閃閃」死了。在醫生宣布搶救無效後，安雨在寵物醫院為小貓做了一個小時的心肺復甦，無力回天。 安雨起先並沒有意識到醫院可能存在問題，她還依據當時院長的建議，為「閃閃」選擇了寵物火化公司。 直到安雨在執業獸醫考試的官方網站、中國裁判文書網、店鋪團購App上交叉核對調查，才發現寵物醫院的醫生可能存在虛報診療年限，甚至無證診療的情況。並且，為小貓火化的殯葬機構可能存在「黑火化」嫌疑。為此，她辭去了工作，開始了兩年的舉報投訴，並創辦了公眾號，希望能為其他有相似遭遇的主人提供一些建議。 如今，崔燦手裡大部分案子都與寵物醫療相關。很多像安雨一樣的寵物主人找到他，還沒說話就開始流淚，偏要討個說法——到底哪一步做錯了，導致寵物意外死亡？ 崔燦最近在接觸的當事人是一位60多歲的成都婆婆，女兒搬出去住，有兩隻小狗陪伴她和老伴。4年前婆婆患了癌症，領養來的小土狗陪著她去看病，鍛鍊。 後來這隻小狗生病了，婆婆帶它去寵物醫院，醫生說可以做個小手術，沒什麼風險。小狗卻死了。婆婆疑惑，一個小手術為什麼會致死。醫院的主治醫生告訴婆婆，如果覺得有問題，就去訴訟。 就這麼一句話，婆婆找到了崔燦，她始終忘不了醫生非常冷漠的態度。 打這個官司實在不划算，就算案子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給婆婆。崔燦算了筆帳，這隻土狗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它是領養的，甚至有些地區寵物的價格靠「斤」來計算，一斤幾十塊。「加起來賠個幾千塊錢，但是各種維權成本、情感方面的損失，都是巨大的。」 律師鄧凱和寵物打交道將近20年，從事流浪動物救助、流浪動物基地的管理以及涉及寵物法律問題的諮詢及訴訟。今年年初，鄧凱寫了一個報告，建議由農業農村部主導，在省、市設立第三方寵物司法鑑定機構。「目前有判例的鑑定機構非常貴，我所了解到的，有些人為了鑑定已經花了近10萬元了。」 一個案子動輒要打一兩年，如果一方對一審結果不滿意提出上訴還要經歷二審。委託律師時，這些主人已經知道，寵物只能按財產算，他們會說，窮盡所有途徑，輸了也沒關係，就要一個說法。這讓他意識到，「理性高於感性堅持不了這麼久的」。 寵物算是有特殊意義的財產，一般來講，律師會將寵物死亡造成的「精神損失費」寫到訴狀中。但是，精神損失的費用該怎麼算？ 在法庭上，主人需要向法官證明這隻寵物和自己的情感羈絆，讓法官覺得「這個東西你要把它和桌子板凳論在一起，明顯不太正常」。 有人提供了小狗從出生到過世每一個階段的照片，朋友圈的錄屏——證明這隻狗陪自己度過了結婚、生子……每一個重要的時刻。有人提供了他和小狗一起吃飯、睡覺的合照。 一個小標的的案子，法官卻要聽一個10年的故事，有些法官願意，有些法官可能不見得。在崔燦看來，「法官對此類案子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過去，這類精神損失的賠償通常是不被支持的，但近幾年的判例中，有所改變。主人可獲取的精神損失費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 被需要的律師 法官對精神損失費的支持從某一個側面映照了這些律師選擇成為一名「寵物律師」的原因。在國外，為動物打官司不算一個新鮮事。寵物律師的稱呼，在美國已出現多年，年薪大約為9萬美元。在我國，案件標的小，寵物律師並不算個賺錢的生意，還可能會被罵「狗律師」「不分青紅皂白替寵物說話的那些人」。 但這些律師發現，隨著人們對寵物的認知逐漸改變，與寵物相關的市場正在發生變化。半年前，崔燦和同行建立了一個寵物律師的交流群，很快，群成員就突破了1000人。 有律師發現寵物經濟越來越繁榮，這意味著這條產業鏈上的每一個公司都可能需要法律顧問，這賺得到錢。 有的人因為案源少，恰巧發現年輕人越來越捨得給寵物花錢，覺得這裡頭有法律業務。甚至有保險行業的從業者聯繫到寵物律師，發現這個領域糾紛多，想發明「寵物訴訟險」，補貼主人，也補貼律師。 崔燦在成為專職的寵物律師之前，先給自己維權了一把——買來的貓咪有嚴重的疾病，但賣家拒絕退押金。這是寵物律師經常面對的一類案子：寵物買賣，消費者可能遇到「貨不對板」「病貓病狗」等問題。 做了這行，崔燦才發現，很多賣家的繁育並不合規，還認為沒有人會因為一兩千塊錢跨市起訴。但偏偏崔燦是個認死理的人，「如果律師都不去維權，那說明普通人更加維權無門」。 和崔燦一起建立寵物律師群的律師安嘉然也曾辦過線上寵物買賣的案子。一個女孩購買了一隻絕育的公貓，收到的卻是一隻尚未絕育的母貓。賣家不予處理，並拉黑了她。還有寵物主人請人上門餵兔子，兩天後，兔子死了，維權時也同樣被拉黑。 安嘉然發現，找來維權的都是90後、00後，他們交易的渠道都是「線上」，提供的最主要證據都是聊天記錄。 「單獨留家，帶不走的寵物」造成的糾紛太多了，崔燦接過不少諮詢，上門餵養時被抓傷是誰的責任？代遛狗，狗咬傷了人，是狗主人承擔責任還是代遛人承擔？寵物樂園租用的狗狗模特咬傷了外來的人，責任應該是狗狗模特的主人來負還是樂園來擔？流浪貓在外抓傷了人，持續餵養流浪貓的人是不是要承擔侵權責任？ 這是當下城市生活中常見的糾紛。 畢馬威中國發布的《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市場報告——「它經濟」的消費升級與市場洞察》顯示，2024年，我國城鎮寵物(犬貓)市場規模超過3000億元，預計至2027年有望突破4000億元。寵物正逐步從「功能性伴侶」向「家庭成員」的角色轉變。與此同時，寵物消費行業以「情感價值」為核心，向食品、醫療、服務、科技等多個產業鏈條輻射。 年輕人為寵物付出的金錢上限在不斷提高。為鸚鵡治病，為四肢斷裂的螃蟹餵蝦，為蜥蜴打造恆溫別墅，為救貓花3萬多元…… 崔燦為了救貓花過幾萬元，「寵物醫院太貴了」。他隱約察覺到了這個市場中的問題，而且這個行業的試錯伴隨著很多小動物生命的逝去。 呼籲合理構建規則的「狗律師」 寵物主人不都是對的。崔燦代理過寵物醫院的案子，有寵物被治療好了，主人反手一個舉報醫生違規用藥，進行醫鬧；或者寵物醫院遭遇職業打假人。崔燦認為，不僅是寵物醫院，其他寵物機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把「合規」做在前面，才能抵禦風險。 對提供服務的寵物機構是這樣，對寵物主人亦是如此。寵物律師鄧凱是一隻邊牧的主人，作為中型犬的飼養者，他希望「先管理、後福利」，只有寵物主人先履行自己的義務，才能在公共空間發生糾紛後主張自己的權利。 比如，泰國要求給寵物「上戶口」，寵物飼主不得虐待、隨意遺棄動物，不得放任寵物對他人、在公共場合造成困擾或破壞。雖然我國也要求主人持有狗證，但讓鄧凱感到為難的是，有些城市的養犬條例數十年未改。沉睡的條例已經不再能解決日益複雜的爭端了。 據他了解，目前不少地方性法規已經寫入「不得遺棄、虐待寵物」。但對違反此規定的處罰條款未做任何約定，導致沒有相應的處罰依據。 瑞士人曾提起一個法案，要求無論是豬、狗，還是魚，都有律師替它們發言。一位律師曾代理149隻貓被虐待的案件，主人被判罰款800瑞士法郎，律師費由政府承擔。 在我國，每當發生動物虐待的案件，很多人會發聲，對於寵物律師來說，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法律沒有到位之前，築起一道牆。但這道牆始終是一道「矮牆」。 崔燦想到他們曾援助過的一個案子。一個虐殺流浪貓的人被網友發現，但因為流浪貓沒有主人，法律體系中沒有人可以起訴他，最後只被行政處罰，最嚴重的後果是15天。 律師曹靖爽也接過這樣一個案子，日常參與救助的熱心人士將小貓領養給一位「虐貓人」，卻只能以領養服務合同糾紛起訴，一審輸了，考慮到證據缺失的實際情況，從節約訴訟成本的角度，曹靖爽為其闡明繼續訴訟可能帶來的不利結果，但她仍然要堅持，「她覺得是自己的錯，總要做點什麼」。 在崔燦看來，虐待和遺棄如此常見就是因為「違法成本低」，但他又保持著樂觀，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又一個「全國首例」的判例出現，然後推動行業法規、地方性法規、司法解釋的出臺。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聯合31名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伴侶動物保護和管理法》的議案。 趙皖平指出，我國現行法律在伴侶動物管理方面呈「碎片化」狀態，導致虐待、遺棄、非法交易等惡劣現象屢禁不止。他建議通過立法明確飼養者責任、規範繁殖交易、建立流浪動物救助體系，並將虐待行為納入法律懲戒範圍，用法律的威嚴守護伴侶動物的權益。 寵物律師周雨婷正在期待那樣一天的到來。她和小區的朋友一起在小區裡餵養過4隻流浪貓幼崽，其中有兩隻因投毒致死。遺憾的是，周雨婷甚至連調取監控立案的資格都沒有，因為「小貓不是屬於我的財產」。她期待未來某時，哪怕僅以一名律師的身份，也可以為小貓的生命權訴訟。 (應受訪者要求，安雨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雪兒 實習生 趙家藝來源：中國青年報
這個暑假，「體育外賣」的授課方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不少青少年上體育培訓班不用接送，家長們從手機上下單，教練帶著器材上門，最近的場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樓下。 扛器材擠地鐵送「體育外賣」，對於在杭州工作的00後劉晨來說不算什麼，做上門教練以來，根據課程需要，他帶過跨欄、障礙桶、彈力帶、啞鈴等工具。這讓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區之間轉場總有人來問聯繫方式；小區上課現場，也有家長先是在遠處觀望，再來諮詢：「能不能拼團(課)？」 這種新型體育培訓模式吸引著一些年輕人投身其中。石家莊一家上門體育機構負責人孫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練團隊跑不完全市的上門課程，所以公司還在持續招人，每天近百人通過招聘網站向他求職，但可能只篩出一兩個合適的教練。 他們帶著器械上門教體育 劉晨是一名前摔跤運動員，他所在的杭州市臨平區是2021年才成立的，離市中心較遠，不少雙職工父母自己都很難有空鍛鍊，更沒有時間陪著孩子去其他區的大機構進行體育培訓，但孩子的體育鍛鍊卻「拖不得」——肥胖、體能差、視力弱問題困擾著不少家長，「有的孩子下樓去買個東西，可能回來都會氣喘籲籲」。靈活、便利的「體育外賣」，於是應運而生。 孫文在石家莊從事體育培訓十餘年，有一家超過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運動場館，開始轉型時，「上門體育」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現在，他的禹創體育團隊已經把「上門體育」作為主要業務。他解釋：「家長沒有時間來回接送孩子(到場館)，就會導致孩子的訓練頻率降低，斷斷續續的，效果不理想。」教練上門為家長減少了時間成本，而脫離場館，在綠植多的公園、小區運動，「視野開闊，運動狀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 不同學段的體育測試，是當下很多家長為孩子下單「體育外賣」的一大原因。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學校，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河北則將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4個學期的成績之和，作為過程性考核成績。 孫文稱，很多家長轉變了思路，不像之前，在體育測試前「臨陣磨槍」，平時訓練、提升成績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滿足於原有的體育培訓模式。 北京樂時運動聯合創始人陳學利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做「上門體育」的機構有些也是從體育場館轉型而來，開發「上門體育」線上平臺的僅兩三家。2024年年底「樂時運動」小程序上線，目前覆蓋了100多個城市，已有3000餘名專業教練入駐平臺。陳學利表示，做「上門體育」是一種輕資產創業，沒有場館這種重資產的投入，而且覆蓋範圍很大。「不像一個場館，只能覆蓋周邊10公裡左右範圍。教練直接對接家長，收入也比在場館高。」 這也是曲阜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大二學生薛銳眼中，「上門體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資」、工作自由，憑個人能力賺錢。他做過田徑、籃球、夏令營體育培訓兼職，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做上門教練，組了一個4人團隊，正在考慮創辦公司。「發展得好，畢業就可以接著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東濟寧曲阜這座縣級市，大型體育場館都離市中心較遠，但他們送課到客戶家樓下，家長「透過窗戶就能看到」。90分鐘的課程收費100多元，是當地家長能接受的價格。 陳學利介紹，「樂時運動」的上門體育課程定價與授課人數相關，但客單價比場館更低，一對一課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課則會低70%左右。「很多孩子願意一塊拼著去上課，這種團課在平臺上銷量非常好。」陳學利說，有家長發起拼團後，會把團課連結發到自己的小區群裡，為孩子尋找上課的「搭子」。 得益於輕資產投入，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的「上門體育」從業者均表示，他們採取小課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費方式。孫文介紹，他接觸的家長對傳統機構的「大課包」式預付消費心存顧慮，非常看重「上門體育」課程機構的穩定性。就像陳學利所說，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長交完錢幾個小時以後，教練就上門來授課了。 面對新的市場需求，創業者們也在摸索。自媒體就是一個宣傳渠道，薛銳的團隊裡由他負責出鏡，拍攝帶孩子訓練的視頻，「有教練出鏡、指導的視頻流量，就會高一些」。通過和家長們的私信互動，薛銳得知一些體能測試的培訓需求很大，於是開始研究推出相關課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長(對上門體育)接受度比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長還是比較傳統，我們也在慢慢推廣，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陳學利說。 上門體育「因地制宜」 暑假裡，清晨和傍晚是上課黃金時段，應家長要求，劉晨團隊的教練有的在早上6點上課，有的晚上10點半才下課，通常一天上4節課，下雨、颱風天就在小區地下層教。找到合適的場地不算困難。「新小區裡面配套都蠻好的」，跑道和體育廣場適合訓練。如果碰上老小區，劉晨會帶上孩子去附近的體育公園，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達。薛銳則習慣在每次課前「踩點」找好訓練場地，通常20分鐘以內能找到。 「在場館裡上課與上門去戶外上課，具體的實施、注意事項是有所區別的。」孫文說，教練首先會對場地的安全作一個判斷。場館內有運動地膠、周邊牆體有軟包，細微處都有保護設計，但「上門體育」需要靠教練選擇場地。「檢查周邊是否有高空墜物風險、稜角、過往車輛，這些都得注意到。」同時，戶外教學對教練的專業性要求更高，沒有地膠的情況下，跳躍的動作不規範，教練更要及時糾正，防止對孩子的膝蓋造成損傷。 在業內人士看來，場地需求與體育培訓項目密切相關。孫文以體測的立定跳遠項目舉例，教練會帶跳遠墊上門，對膝蓋起到緩衝作用，防止孩子受傷。而長跑訓練，由於未必能就近找到開放的標準跑道，則需要將訓練拆分：日常通過體能訓練提升心肺耐力、糾正跑姿，測試則必須去專業跑道。他希望更多運動設施向公眾開放，「無論對於上門體育，還是家長自己帶著孩子去運動鍛鍊，都是一種便利」。 在做夏令營教練時，薛銳第一次意識到，體育教育不是嚴肅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職裡學會如何融入孩子群體。「上門體育」往往是家長主導了課程報名，但孩子會慢慢喜歡訓練，也會在休息時和他分享喜歡的動漫角色和校園裡發生的事。 同一個項目也要根據目的來選擇上課方式。孫文談到：「比如籃球，如果要學專業的，我會建議去專業的室內場館，如果說把籃球當作興趣愛好，培養孩子的基礎能力，再穿插著體能訓練，我們可以說(上門)沒問題。」 劉晨覺得，體育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過一個五年級體重已經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攝時男孩很抗拒鏡頭，也不願意訓練。於是，劉晨就和他約定不再用手機記錄，「就好好訓練，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屬於我們倆」。現在，男孩在訓練後瘦了5公斤，慢慢喜歡上了運動。 除了喜歡給孩子上課之外，劉晨還希望「通過創業的方式，讓教練走進千家萬戶，讓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推廣體育」。 「體育外賣」也需品控 武漢體育學院教授、中國青少年體育與體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柳鳴毅向記者指出，隨著大眾體育健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包括「體育外賣」在內的各種體育教學、體育鍛鍊形態隨之多元化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等部門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體育服務，但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市場提供了個體化、定製化的課程。家長和孩子在選擇課程時，也需要注意防範孩子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損傷風險。 對於劉晨來說，選擇註冊公司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買保險。做個體教練時，劉晨只能在上課前一天請孩子父母買好保險、截圖發給他，「我們有言在先，如果沒有給孩子購買保險，第二天的課我們就不上」。現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義，批量為孩子購買保險。 劉晨還發現，被訓練場景吸引來的家長除了關注課程內容和價格，也對專業資質非常看重。他告訴家長，浙江省內從業教練員通過在該省體育培訓監督管理數位化平臺「浙體培」獲得「電子認證」，可以通過小程序查看教練的資質證書。 為進一步完善課外體育培訓監管，國家體育總局於2021年12月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範》，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的至少一種。 陳學利介紹，各地的教練需通過「身份證+資質證書+教學案例+人臉識別」四重嚴格審核，才可以入駐「樂時運動」平臺接單。其中，教學案例指的是教練此前訓練的孩子的視頻，「能看出他的教學水平，還有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是放慢了推廣速度，在控制教練的數量和質量。」陳學利透露，在作為大本營的北京，「樂時運動」設計標準化的課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長歡迎，孩子又比較適應的話，就會慢慢往外去複製。 「品控」也是孫文正在考慮的事情，他為團隊的每個教練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為「體育外賣」業務鋪得廣，他的確遇到沒辦法實時掌握教練上課情況的問題，他想到的方法是隨機巡課、與家長教練建立三方溝通、定期培訓，「也在思考有沒有更加系統性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課程品質」。 孫文在期待相關行業標準的出臺，他坦言，對於教練的執教能力，僅靠證書無法直觀展現。在面試教練時，他要求上門教練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擁有一到兩年的實際授課經驗。「我們得對家長負責、對孩子負責，也對教練的未來負責，不能讓教練拿孩子練手，這裡邊的風險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鳴毅認為：「僅依靠體育行政部門對『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項目進行管理、監督、扶持，力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呼籲多部門圍繞『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的標準設置、場地、師資、營業資質等，提出合理且有助於市場發展的監管體系。」他也提醒，公眾應增強安全防範意識，選擇有資質和經驗、靠得住的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4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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