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證監局多點發力 深走實訪助推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
2025-11-12 07:52 2,894次浏览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記者 宗苗淼 抗日戰爭時期，秦皇島青龍花廠峪村曾是臨撫凌青綏和凌青綏聯合縣工委機關所在地，也是冀東軍區東工委領導機關所在地，發生戰鬥200多次。在這片歷經戰火洗禮的土地上，八路軍與百姓生死相依並肩戰鬥…… 1942年12月的一天，夜色如墨，寒風呼嘯。幾百名八路軍戰士悄然進駐花廠峪村。這個「進越長城可攻，退居深山可守」的村落，一夜之間成為冀東地區連接東北的抗日樞紐。 當時，日軍將這片土地劃為「無人區」，花廠峪村的靴腳溝樹高林密，許多人家隱沒在溝溝岔岔。老鄉們得知來的是共產黨的抗日隊伍，滿心歡喜地將八路軍迎進家中。 這片土地發生的故事，都被一棵在戰火中挺立的千年慄樹默默見證。 寧死不屈 沒有一人吐露八路軍的消息 沿著靴腳溝往山裡走，是村民趙玉明的家。屋旁就是那棵千年慄樹。「五六個人手拉手都抱不過來，城裡來的專家說，它已有1500多年歷史。」趙玉明說。 「我們這裡，家家住過八路軍。」趙玉明說，「受八路軍的影響，大家都願意當民兵。我那當民兵的二叔趙清，就在這棵慄樹下設立了秘密交通站，為八路軍傳遞消息。」 趙玉明的二叔生前回憶那時的事時常說：「慄樹底下擺一張桌子，有人來就喝杯茶。能對上暗號的，就是八路軍，馬上傳遞消息。若是遇到漢奸，當場就懲處。」 在花廠峪村及周邊，八路軍與日偽軍多次激烈交鋒。共產黨抗日領導機關在日偽軍眼皮子底下站穩了腳跟，日偽軍怎會善罷甘休？ 1943年8月28日，日軍調集500多人進攻花廠峪，對聯合縣工委機關進行「圍剿」，卻被八路軍打得抱頭鼠竄。敵人惱羞成怒，一個多月後，又調來6000多名日偽軍，叫囂著「血洗花廠峪，火燒靴腳溝，不留一個喘息的活物」。 「敵人出動飛機、大炮，八路軍帶著老百姓只好撤退到山裡。二叔為了送消息，沒來得及進山，他和幾個村民一起被抓了。」趙玉明介紹，「當時日軍並不知道二叔的身份，將燒紅的烙鐵烙在他身上，逼問八路軍下落。他和被抓的村民強忍疼痛，沒有一人吐露八路軍消息。」 兩位村民在敵人的折磨下不幸犧牲，而趙清憑藉頑強的意志活了下來，繼續在這棵慄子樹下的交通站值守。 「我父親當時還是個孩子，他常偷偷撿些慄子，跑到山裡送給八路軍。」趙玉明說，「慄子是當時最好的食物，又解餓又香甜。八路軍非常感動，紀律嚴明，專門打了借條。新中國成立後，曾經打借條的同志真找來還糧了。但我父親說什麼也不要，因為八路軍是真正為咱們好啊。」 家家把房騰出來給八路軍住 「八路軍是豁出命幫我們打小鬼子啊！那時花廠峪村全民皆兵，當不了八路軍也要當民兵。」說這話的，是抗日堡壘戶、民兵基幹隊骨幹趙忠和的兒子趙海山。 「聯合縣工委和冀東軍區第12團1營副營長馬驥帶領的八路軍來到花廠峪，因我父親以前跟馬驥打過仗，辦事處就設在了我家。」趙海山回憶道，「當時村民分散住在附近的九溝十八岔裡，每家都不寬裕。八路軍不想給老鄉添負擔，就在靴腳溝樹林裡搭帳篷住。但數九寒天，戰士們凍得發抖，槍都端不穩，怎麼打鬼子？於是，村裡人偷偷把他們領回家，你家住5人，他家住6人，家裡炕多的，就多住幾個八路軍……」 如今，花廠峪村史館裡還留著趙忠和老人的照片。「他幫八路軍挖壕溝、運彈藥、埋地雷、搞側面襲擊、清理戰場，做了很多事。」趙海山說。 97歲的雷玉芝至今仍清晰記得，她生下大兒子的第六天，就和婆婆一起給八路軍做布鞋，支援他們打小鬼子。 在村裡米家臺的一棵百年慄樹旁，是凌青綏聯合縣工委第一區財糧助理米萬忠的故居。他女兒米桂君說：「父親負責給部隊收運軍糧，時常講附近老百姓對他的好。有一迴路上差點被鬼子抓到，老鄉直接把婚房讓出來給他打掩護，幫他擺脫了鬼子搜捕。還有一回，為炒3000袋小米軍糧，山裡的老鄉從各家湊來24口大鍋，幫他忙活了三天三夜……」 打不垮的花廠峪 花廠峪紀念館館長周慶信，是八路軍冀東軍區第七區隊三連連長周子豐的兒子。周子豐臨終囑託兒子，花廠峪村民們和戰士們是生死兄弟，以後一定要幫助他們。為此，周慶信紮根花廠峪村。 「父親打過近百場仗，靴腳溝突圍最慘烈。」周慶信神情肅穆地說，在敵人動用6000多人，我方卻只有200多人的情況下，父親在花廠峪老鄉的指引下，帶領戰士掩護聯合縣工委向老嶺深山峽谷撤退。當看到花廠峪上空敵機對著村莊瘋狂掃射，村子樹木折斷、火光沖天時，戰士們心頭怒火燃燒，發誓要殺回花廠峪，為鄉親們報仇。 時任聯合縣工委書記劉光祿為戰士們做思想工作，講明戰略轉移的必要性和意義，強調暫時的退卻是為實現戰略進攻、後續奪取更大勝利。第二天暴雨，山火熄滅；第五天，霧氣驟起；第六天，聯合縣工委與羅文、馬驥率領的八路軍冀東軍區第七區隊一、二連會師，成功突圍。 然而，日偽軍對花廠峪的「圍剿」並未結束。帶著老百姓突圍成為最要緊的任務，八路軍決定就近突襲敵人重要資源周丈子水銀礦，減輕花廠峪壓力。「圍魏救趙」，攻敵所必救，花廠峪之圍得以解除。 幫助八路軍抗日的民兵隊、交通站始終在，直到抗戰勝利的那天。這裡的人民，如經歷戰火的慄子樹，春風拂過再發新芽。 【今日花廠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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