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統一戰線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活動在杭州舉行
2025-11-13 10:24 2,142次浏览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司法部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我國共有仲裁機構285家，仲裁員6萬多名，其中境外仲裁員3400多名，2024年辦理涉外仲裁案件4373件，涉外標的額1978億元，為促進國際經貿往來、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了積極貢獻。 仲裁是國際通行的商事糾紛解決機制，在服務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自2022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海南開展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設試點以來，成效日益凸顯。 北京仲裁委員會秘書長姜麗麗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近5年來，北京仲裁委員會受理的案件量總計5萬多件，涉案標的額總計5200多億元。自成立以來，案件當事人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累計達72個」。目前，北京仲裁委員會的現任仲裁員共有1179人，其中港澳臺地區和外籍仲裁員佔比約30%。據《2025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顯示，北京躋身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第四位，實現歷史性突破。 海量案件是推動我國仲裁快速發展的因素之一。以北京仲裁委員會為例，2024年受理案件數量是14060件。在境外仲裁地受理的案件中，中國企業也佔據了較大比例。姜麗麗說，「國際最受歡迎仲裁地的前四名中有三名來自亞太地區，原因就是這個地區的經濟體量已經發展起來，仲裁服務業必然要跟進。我國走出去的企業多，與國際企業發生的經貿聯繫多，仲裁服務的需求自然增多，就把國內的仲裁服務『託』起來了」。 輸入案件爭議金額，選擇仲裁案件類型，點擊計算模塊，屏幕上就出現了立案費、仲裁費預計數額，當事人還可在線選擇仲裁員。在位於上海市虹口區白玉蘭廣場8樓的北外灘國際法律服務港，當事人可享受一站式法律自助服務。服務港已發布臨時仲裁指引，為國內外商事主體提供高效率的糾紛解決方案。作為航運中心城市，上海每年產生大量的海事領域仲裁案件，但當前全世界海事領域90%以上的臨時仲裁案件都是在國外仲裁地受理。推出臨時仲裁服務，既適應企業需求，又增強了我國在該領域的話語權。「臨時仲裁不像機構仲裁那樣有專業助手，那麼誰為仲裁員提供基本的文本翻譯，誰來提供基礎設施服務，這就需要我們提前布局，為臨時仲裁業態的成長壯大做好準備。」虹口區司法局副局長周浩說，他們正在布局與臨時仲裁相配套的設施和人才隊伍。 與信息技術的緊密結合是我國仲裁服務業的顯著特徵。2024年，深圳國際仲裁院實現100%線上立案，電子送達超過16萬次，同比增長63.46%；線上開庭案件4709宗，同比增長41.03%。 在數字經濟等領域，我國已參與國際仲裁規則的制定。例如，關於大宗貨物的電子倉單爭議，在申請仲裁時往往找不到充足的案例參考。而我國每天都在產生大量的大宗貨物電子倉單，能夠為相關仲裁規則的制定提供鮮活素材。北京仲裁委員會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觀察員，深度參與數字經濟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姜麗麗介紹，「我們『自帶乾糧』參與規則制定工作，因為我們有處理相關類型案件的能力，有豐富的經驗積累，有些領域只有中國和美國有充足的樣本，所以特別受歡迎。這些仲裁規則制定後會在全球應用，為全球相關交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衡量仲裁機構公信力的關鍵指標是仲裁員的廣泛代表性。在仲裁員隊伍建設方面，北京、上海、廣東、海南等地都體現出高度的開放性。上海市仲裁機構名冊中，共有898名來自全球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仲裁員，具有境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仲裁秘書佔比達46%。海南國際仲裁院聘任1357名仲裁員，其中境外仲裁員佔比近三分之一，分布在40個國家和地區。廣州仲裁委在冊仲裁員2152人，覆蓋51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仲裁員佔比11.52%。深圳國際仲裁院在冊仲裁員2078名，覆蓋129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仲裁員佔比35.12%。廣州、深圳兩家仲裁機構2024年參與審案的境外仲裁員超過700人次。依託具有廣泛國際認受性的仲裁員隊伍，中國仲裁裁決正在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得到執行。 據了解，司法部將聚焦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深化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設，持續完善有中國特色、與國際通行規則相融通的仲裁制度規則，提升我國仲裁的國際影響力競爭力。可以預見，中國仲裁服務將以更加昂揚穩健的姿態走向世界。(經濟日報記者 劉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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