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宗緯意外踩空摔下舞臺 演唱會摔倒頻發誰該擔責？
2026-03-14 04:46 9,823次浏览開展校企大對接，激發各類經營主體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強「清單式」幫扶，提供公益性崗位兜底安置，強化基層就業導向，設立職業生涯諮詢特色工作室……一段時間以來，教育部會同相關部門圍繞擴崗位、優服務、強指導等推出系列增量政策舉措，全力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充分就業。這些舉措既保證了近年來就業優先政策的連續性，又在服務精度和制度創新上實現了突破，展現出新時代就業治理的立體化思維。 就業是民生改善的「溫度計」、經濟發展的「晴雨表」。面對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再創新高的現實挑戰，國家層面的政策應對呈現出鮮明的三維特徵：在宏觀層面構建系統性支撐框架，在中觀層面實施精準化供需匹配，在微觀層面強化前瞻性職業引導。這種多維施策模式，既是對「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工程」這一執政理念的踐行，也是適應數字經濟時代就業形態變革的必然選擇，更是實現人才紅利向創新動能轉化的戰略支點。 拓展就業空間的力度彰顯經濟治理的深層邏輯。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穩就業政策支持力度的通知》，包括擴大社會保險補貼範圍、落實一次性擴崗補助等，進一步完善穩就業的政策工具箱。此外，地方也推出一系列促就業舉措，例如，吉林省通過「政企校」三方聯動開發專項崗位；河南省將符合穩崗擴崗專項貸款條件的小微企業單戶授信額度提高至5000萬元；江蘇省對於就業見習留崗率達50%以上的基地單位，按每人1000元的標準發放一次性留崗激勵補貼。這些差異化政策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激活市場主體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源頭活水。值得關注的是，校企對接已從傳統的招聘會升級為「百城千企」的深度合作網絡，從側面說明了政策槓桿正在重構就業市場的動力機制。當減稅降費與用工補貼形成政策合力，地方政府穩就業成效納入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這種制度設計有利於構建穩就業良性循環生態。 就業服務的溫度折射社會治理的範式轉型。國家大學生就業服務平臺24小時不打烊的線上服務，「宏志助航計劃」培訓10萬人的規模效應，團幹部7.1萬人次的「一對一」結對幫扶，構成了一張立體化的就業安全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公益性崗位兜底安置的機制創新，既避免了「畢業即失業」的社會風險，又為困難群體創造了職業緩衝期，這種制度彈性充分發揮了社會政策的託底功能。 強指導的深度關乎國家人才戰略。職業生涯諮詢特色工作室在高校的普及，「西部計劃」與基層項目的持續擴容，哈工大西部地區專項諮詢室的典型示範，這些舉措共同指向一個深層命題：就業工作不僅要解決當下的崗位匹配問題，更要服務於國家長遠發展的人才布局。當甘肅財政每年投入1.8億元支持畢業生基層就業，內蒙古「三支一扶」、社區民生項目擴大招募規模，青年人的職業選擇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 這套政策體系的深層價值在於構建了開放協同的就業治理新格局。教育部與財政部的資金協同，高校與企業的資源協同，東部與中西部的區域協同，這種跨部門、跨領域、跨地域的協作機制，正是現代治理能力的集中體現。從校企對接的「物理反應」到產教融合的「化學反應」，從崗位供給的「數量達標」到人崗匹配的「質量升級」，政策演進軌跡清晰展現了就業治理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邏輯。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進程中，這種既有力度、又有溫度、更具深度的就業政策體系，必將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近期，力源科技實際控制人沈萬中因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判刑。力源科技成為今年7月第6家因財務造假涉刑的上市公司，折射出監管層「行刑銜接、立體追責」，以及嚴懲「首惡」的執法新態勢。 所謂財務造假「首惡」，是指在上市公司或經營主體財務造假行為中，起組織、策劃、指揮或主導作用的關鍵責任人，通常為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董事長、總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這些主體因在造假中扮演核心角色，成為監管追「首惡」的重點對象，需承擔更嚴厲的行政、民事及刑事責任。 力源科技案是嚴懲財務造假「首惡」的典型。一方面，造假存續1年就判刑。相較於傳統造假案動輒3年至5年的持續期，力源科技造假僅存續1年即被查處。力源科技實控人沈萬中除被處以330萬元罰金的行政處罰外，還面臨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的刑事處罰。這標誌著資本市場違法成本顯著提高，充分體現了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做好資本市場財務造假綜合懲防工作的意見》中「強化刑事追責」的導向。另一方面，案例處理速度明顯提升。2022年9月浙江證監局出具警示函後，證監會於2023年1月立案調查，同年6月作出行政處罰，最終在今年7月完成刑事判決。整個過程用時兩年九個月，案件處理周期縮短近半。這種快速查處的機制，能夠有效遏制造假者的僥倖心理。 與力源科技案形成呼應的，是近期「集中爆破」式執法的系列案件：瑞斯康達董事長因專網通信虛假業務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ST東時實控人因操縱市場獲刑六年半，錦州港副總裁被依法逮捕……今年7月1日至8月7日，共有8家上市公司「首惡」被追究刑事責任，罪名涉及欺詐發行、違規披露、操縱市場等。 新證券法的修訂為此輪嚴監管提供了法律基石。對比舊法，新規將信息披露違法罰款上限從60萬元提升至1000萬元，並新增「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造假」的從重處罰條款。更值得關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與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監管指引》形成政策聯動，加速構建「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刑事追責」的立體追責體系。 儘管監管持續加碼，但仍有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鋌而走險，背後原因值得深思。其一，利益驅動機制尚未根本改變；其二，公司治理失效；其三，中介機構失職。更需警惕的是，隨著註冊制改革深化，部分企業為達到上市標準，造假手段越發複雜隱蔽。如瑞斯康達參與的專網通信虛假業務，通過構建「生產型公司+墊資方」的複雜架構，形成虛假自循環鏈條，這給監管帶來更大挑戰。 治理財務造假亂象，破局之路是構建「不敢假」的市場生態。在監管和執法層面，需要強化刑事司法威懾，可以參照力源科技案，推動建立從證監會立案到公安機關介入的快速響應機制，縮短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責的時間差。在上市公司層面，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對審計委員會賦予實質性監督權力。在中介機構層面，探索建立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終身追責」制度，對參與造假的機構處以市場禁入等處罰。在投資者層面，提升投資者保護力度，推廣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形成「造假必賠」的市場預期。 力源科技案猶如一面鏡子，既照見了資本市場的暗角，也折射出監管升級的曙光。當懲戒「首惡」從經濟處罰走向刑事制裁，當造假存續一年即被查處成為新常態，我國資本市場正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重塑市場信心與制度權威，實現「市場有信、投資安心」的發展願景。(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趙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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