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7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431.26萬億元 同比增長9%
2026-02-16 17:23 2,178次浏览「這是一個嚴峻的時代，也是偉大轉變的前夜。我們面臨著這時代，已即將目睹由於我們努力所獲得的勝利果實。過去抱的偉大理想，即將一步步的實現，這許多將鼓舞著我們前進，並鼓舞著我們去克服當前的許多困難。對的！困難的確還極多，若不緊張著我們所有的力量，則勝利是不會來的！但它僅是黎明前的黑暗，一切都將過去，代替而來的將是光明。」1944年1月31日，農曆正月初七，一封家書從蘇北抗日根據地寄出，輾轉抵達上海。寫信人，沈希約。1944年1月沈希約（右一）照片。採訪對象供圖「我已許身於黨了」1923年9月，沈希約出生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當時為荷屬東印度），1931年他跟隨父母沈厥成、趙慎一回到祖國生活不久，日本在東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全面侵華的序幕。當時的沈希約還是個孩子，看到祖國遭受侵略，山河破碎、百姓困苦，使他內心極受震動。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沈希約在上海的學業被迫中斷，隨父母到外地避難，此時國人抗日情緒空前高漲。恢復學業後，沈希約於初三時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成立的學生抗日團體「上海市學生協會」（簡稱「上海學協」）。沈希約後來回憶，「當時我看了《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因此十分崇敬黨領導下的英雄鬥爭歷史。」「到了最緊張的時候，燕兒（沈希約乳名）對母親說：『我已許身於黨了。』慎一當時心裡雖一愣，但隨即平靜下來，覺得他走的道路是對的。從此以後，即想盡辦法為他作掩護。」有關長子沈希約緣何投身革命，父親沈厥成手稿裡有這樣一段回憶，志願「許身於黨」時沈希約年僅17歲。沈厥成和趙慎一作為父母，雖然十分擔心孩子的安危，但也認同他所走的道路，盡力為他掩護，並提供一定的經濟支持。1941年10月，沈希約經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1月31日，沈希約化名趙海洲在蘇北抗日根據地寫給父母的家書。採訪對象供圖 「我們心地充滿了快樂，像漲滿了風的帆」1942年，沈家忽然接到一封離奇的「勸降信」。這封信由上海寄到湖南某地郵局，因無法投遞而退回到發信地點，而這「發信地址」竟然就是沈家，信件內容則是宣傳汪精衛所謂「和平救國」的反革命論調。當時，沈希約已是黨員，黨組織意識到沈希約有暴露的風險，於是決定讓他立即離開上海，前往江南抗日根據地，一方面避免損失，一方面轉移敵人的注意力。出走之前，沈希約向母親坦白情況。趙慎一覺得他留在上海有危險，唯有速走一法，因此親自送他起程，沿路母親一言未發，只是默默難受。臨別時，沈希約對母親說：「這次同走的有好幾人，但只有我和媽媽說明的，其他因為都得不到家長的同意，所以都是逃走的。」母子間的信任和摯愛無聲流淌。兩年後，趙慎一因難產離世，那場含淚的送別，終成母子永訣。沈希約離開上海後，先是到江蘇茅山財經處，後調動到江寧縣，先後擔任赤山區財經股股長，青龍區副區長、代理區長，秦淮區副區長兼區委書記等。這段時間，他改名沈誼，在戰地克服困難、艱苦工作，提升社會經驗和鬥爭能力，革命生活充實且愉快。1944年1月31日，沈希約化名「趙海洲」，給家人寫了一封信，信中他對自己參與的事業滿懷熱情，對光明的未來充滿嚮往。他也知道自己隨時會面臨危險，而他無所畏懼，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不幸的事是不常來的。尤其這裡環境是很安全，意外的事是不會有的；但是萬一光臨到你親愛的兒子的頭上時，那麼，爸！媽！你們不要痛心！時代本來是無情的，我希望你們能瞭解我，並且同情我，讚許我的行為！我是為了我們的後輩、我們的子孫，和以後的人類，去奪取幸福和光明！」一個滿懷熱情的愛國青年，帶著自己堅定的信仰，在革命的熔爐中錘鍊，正在迅速地成長起來。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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