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中青網評：創新賦能，天津奏響新質生產力發展強音
2026-02-04 11:28 5,168次浏览成都8月9日電 題：成都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 ——專訪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 記者 賀劭清 8月9日，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開賽，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項目登上世運會賽場。 而與龍舟同一時間、同一水域進行比賽的，是發源於西方的皮划艇馬拉松。 成都世運會皮划艇項目有何亮點？如何看待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進入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中國首位女子皮划艇世界冠軍、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接受「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2025年8月9日上午，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開賽，千年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項目在成都興隆湖劈波斬浪。 記者 張浪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何為皮划艇運動？現代皮划艇運動起源於何時？ 趙曉俐：皮划艇運動是皮艇、划艇兩項運動的統稱。 皮划艇運動的源頭可追溯至原始社會的獨木舟。通常認為，皮艇起源於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所製作的一種小船；划艇則起源於加拿大，因此又稱為加拿大划艇。 觀眾區分皮艇與划艇最快的方法是看姿勢：划艇沒有舵，需要運動員單膝跪在船艙內，使用單葉槳控制方向；而皮艇需要運動員坐在艙內，用腳控制舵的方向，使用雙葉槳前進。 1867年，蘇格蘭探險家麥克格雷戈舉辦了首屆皮划艇比賽，被視為現代皮划艇運動的開端。 1924年，國際皮划艇聯合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成立。同年，皮划艇作為表演項目進入巴黎奧運會。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上，皮划艇被列為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國際皮划艇聯合會現有上百個協會會員。中國於1974年加入該聯合會。最初中國皮划艇運動主要在湖北開展。隨著中國體育發展，各種水上運動快速普及。如今僅中國西南內陸的成都就有超過10家水上運動俱樂部，每年有超過10萬人次在成都體驗皮划艇運動。 2024年6月5日，「藝術半壁—通惠河畔第四屆大運河文化節」在北京啟幕。作為文化節組成部分，2024年「京杭大運河」皮划艇馬拉松系列賽同時啟動。 記者 賈天勇 攝 記者：成都世運會皮划艇項目有何看點？ 趙曉俐：作為成都世運會34個大項之一，皮划艇項目包括皮划艇馬拉松、皮艇球、龍舟。 成都世運會的皮划艇馬拉松與皮艇球同屬於皮艇。成都世運會是皮划艇馬拉松第二次作為比賽項目亮相世運會。如果說普通皮划艇比賽類似田徑中的短跑，那麼皮划艇馬拉松就相當於長跑與障礙跑的結合。 皮划艇馬拉松包含水上航道和陸上跑道，參賽選手不僅要在水中競賽，還需扛著8公斤至12公斤的皮艇在陸地奔跑。陸地扛艇段需按既定路線完成，船艇不得拖行，對選手的水上技術、力量與耐力是雙重考驗，這也是該項目的最大看點。 皮艇球是結合划艇技術與球類技術的運動，比賽分上下半場，每隊5名場內球員，規定時間內進球多的一方獲勝。與皮划艇馬拉松、龍舟相比，皮艇球對抗強度更高，更凸顯團隊戰術。 龍舟曾作為表演項目亮相世運會賽場。在成都世運會，龍舟首次成為正賽項目。不同於民俗活動中可容納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龍舟，世運會的龍舟比賽為競技龍舟，參賽人數限定為8人或10人，保留鼓手和舵手，船型更小、材料更輕。 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設有6條賽道，比賽距離分別為200米、500米和2000米，採用男女混合參賽模式。參賽隊伍同時出發，以龍頭最先抵達終點的順序決定名次。相比皮划艇馬拉松與皮艇球，龍舟更側重集體協作與團隊精神。 2025年8月9日上午，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比賽現場。 記者 張浪 攝 記者：如何看待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龍舟首次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 趙曉俐：龍舟源於中國戰國時期紀念屈原的民俗活動，是中華兒女共同的文化符號，蘊含著全人類推崇的團結與進取精神。 龍舟歷經千年而不衰。如今全球約有5000萬名龍舟愛好者，開展龍舟運動的國家和地區超90個。今年端午節，美國、英國、巴西、阿根廷、泰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舉辦了龍舟活動。 世運會是非奧項目最高水平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一項運動要成為其正式比賽項目，需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開展。龍舟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既得益於其在全球的受歡迎程度，也因為這項古老運動所持續進行的現代競技轉型。 此前，龍舟曾作為表演項目登上世運會、亞運會及東京奧運會。本屆世運會的8人龍舟便是為現代競技設計，既保留龍舟運動特色，採用環保材料，又精簡人數，提升了賽事觀賞性與轉播適配性，滿足「年輕化」「可持續性」要求。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4日，加拿大多倫多中央島，第37屆多倫多國際龍舟節龍舟賽參賽隊伍在比賽中揮槳競渡。 記者 餘瑞冬 攝 記者：成都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 趙曉俐：賽艇是背對終點的競速項目，而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均為面向終點的競速運動。不同的是，皮划艇馬拉松分男子、女子組，龍舟則為混合組別，更強調性別平等參與。 成都世運會是全球首次在國際大賽中讓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這並非偶然。成都世運會龍舟、皮划艇馬拉松的比賽場地位於興隆湖，興隆湖水深穩定、水質清澈、流速平緩，完全符合兩項賽事的比賽標準。 同時，龍舟、皮划艇馬拉松共享賽事設施與保障體系，高效利用同一水域的辦賽窗口期，體現了節儉、低碳辦賽理念，優化了時間與人力配置。 2024年成都世運會龍舟、皮划艇馬拉松測試賽期間，國際皮划艇聯合會馬拉松委員會主席魯德·海瑟拉爾與龍舟委員會主席陸偉洪曾到場觀賽。二人認為，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同場競技，實現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水上對話，大幅增強了賽事觀賞性，能推動兩項運動更好地走向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趙曉俐。 受訪者供圖 趙曉俐，中國皮划艇世界冠軍、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1991年，在日本大阪舉行的亞洲錦標賽上，趙曉俐與隊友斬獲女子雙人皮艇500米和女子4人皮艇500米兩項冠軍，這是中國皮划艇運動員首次獲得亞洲冠軍。1992年，在匈牙利站皮划艇世界盃中，趙曉俐與隊友奪得女子4人皮划艇500米冠軍，這是中國女子運動員首次獲得皮划艇世界冠軍。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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