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全球具身智能產業新標杆，智元機器人首屆合作夥伴大會舉辦
2026-02-17 13:38 7,925次浏览上周，美國政府確定了對多個國家和地區徵收「對等關稅」的稅率。美國一些人試圖通過行政手段重塑國際貿易格局，其深遠影響將大大超出始作俑者的預期。極限施壓舉措雖然短期內榨取了些許利益，卻嚴重透支了美國的國家信譽。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的霸凌行徑給全球加速「去美國化」進行了一次廣泛的思想動員。 7月31日，美國總統川普籤署行政令，宣布上調從近70個貿易夥伴進口商品所適用的從價關稅稅率。白宮發布的信息顯示，絕大多數貿易夥伴的商品在進入美國市場時將適用從10%至40%不等的關稅稅率，新的關稅稅率將在行政令發布7天後開始實施。 今年以來，美國政府宣布所謂「對等關稅」，片面強調「美國吃虧論」，以極限施壓陷全球經濟發展於險境，嚴重衝擊了全球貿易、投資、金融體系，為世界經濟復甦蒙上陰影。近期，美國還聲稱與多個經濟體達成貿易協議，似乎極限施壓取得了效果。不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關稅對自身利益造成的損害，而那些被迫讓步的國家、地區並非心甘情願接受美國的脅迫，全球各方正積極尋找替代方案來應對美國加徵關稅的衝擊。時間越久，對保護主義損害各方利益的本質就看得越清，不斷加速全球「去美國化」，進而對世界經濟走向產生長期影響。 美國加徵關稅以減少貿易逆差、保護國內產業並推動製造業回流的目標難以實現。關稅作為價格幹預工具，在抬高進口商品成本的同時，並未解決美國本土製造業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基建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這導致製造業回流進度顯著滯後於政策預期，供應鏈調整也推高了本土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關稅成本通過價格傳導機制主要轉嫁至美國消費者，削弱了居民實際購買力，與美方一些人聲稱的「保護民生」目標相去甚遠。 加徵關稅舉措破壞了現行多邊貿易體系的非歧視原則，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量系統性萎縮。加徵關稅不僅推高跨國交易成本，更迫使企業重構供應鏈，從追求效率的經濟全球化布局轉向強調安全的區域化配置。產業鏈的區域化重組雖能規避部分關稅風險，但必然伴隨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這種效率折損最終體現為全球範圍內的通脹壓力，即使是美國也無法置身事外。 同時，現代製造業依賴高度專業化的全球分工，中間品跨境流動構成價值鏈的核心紐帶。美國對零部件和半成品加徵關稅，直接抬高了本土製造業的投入成本。汽車、電子等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行業受影響尤為顯著，其生產成本的上升不僅削弱國際競爭力，更可能引發投資縮減與產能轉移。即便未來關稅政策調整，企業為規避政策不確定性建立的冗餘供應鏈也將持續推高運營成本，而這正是美國國家信譽透支以後產生的惡果之一。 當美國單邊行動削弱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性時，不僅改變貿易流向，更將重塑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當更多國家採用本幣結算、共建區域產業鏈時，傳統以美元和美國市場為核心的貿易體系面臨根本性挑戰，長期可能加速多極貿易格局的形成。當世界開始繪製「沒有美國」的貿易版圖時，華盛頓的霸權根基已然動搖。 美國在1930年實施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曾引發全球貿易大幅萎縮，將世界拖入大蕭條。近百年後，美國政府挑起的關稅戰已觸發相似風險。今年4月下旬，世界貿易組織預計2025年世界商品貿易量將下降0.2%，比「低關稅」基線情景下的預期低近3個百分點，「如情況惡化，全球貿易量可能會進一步萎縮」。 但是也要看到，今時今日，覺醒的「全球南方」已不再如當年那般被動承受，而是主動重構規則，開闢新天地。當歐盟車企轉向亞洲市場、東南亞工廠調整供應鏈、拉美國家擁抱金磚體系時，一個清晰的信號已然浮現：通過脅迫贏得的協議終將被時間瓦解，而被迫低頭的國家和地區正悄悄用行動抵制單邊主義。美國一些人肆無忌憚的極限施壓，恰恰成為全球「去美國化」的催化劑。(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連俊)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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