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收購存量商品房2萬套 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
2026-03-17 01:04 4,487次浏览「一張小紙片」是編輯與讀者之間的無聲交流。上海書展上，上海譯文社的新書展臺別具一格，集中上新的近60個品種的新書都被褪去了塑封，裹上透明書皮，坦坦蕩蕩，默默地等待讀者現場翻閱，尋覓知音。而真正動人心弦的，是在每本書衣之上，都貼著一枚清新的「綠色樹葉」——一張張承載著手寫字體的推薦語貼紙。這些推薦語來自編輯、譯者、書評人的隻言片語，帶著書寫般的溫度，每一條推薦語都旗幟鮮明地亮出個人的閱讀趣味，傳遞著一本書出版背後的精神理念。方寸紙片，寥寥數語，卻飽含深情，它們讓書不再硬冷，而是一場無聲的，跨越書頁的溫柔對話。「這本書寫及苦難，但更關乎溫柔的力量、生命的韌性。接受生活的苦澀、自身的平凡、人類的虛弱本質，溫柔地理解，珍重地生活。」這是《我是寨子裡長大的女孩》編輯普照貼在書封上的推薦語。普照在寫推薦語時，腦海裡會浮現出好幾本同類書或近似題材的作品，「我試圖在跟這些書的比較中，為《我是寨子裡長大的女孩》勾勒出獨屬於她的特點：清醒、自足、獨立，面對生活的不如意和命運的弄人，她通過反思和咀嚼個人經歷以及心理過程，構建出一間內心的房間，也可視作心靈的安全屋，並將之形成文字，落在紙上，成為不管你出身背景如何，都可以在文字中獲得感觸、溝通彼此的橋梁」。貼紙雖小，但承載著編輯對作品的深刻體悟與深切期許，希望翻開這本書的讀者，也會與普照有近似的體驗。《夏洛蒂·勃朗特傳》書封上貼的是一句「她是荒原暗處開得最豔的石楠花，是她自己筆下的簡·愛，一切天賦都齊備，比別人更多一樣——強烈的生命」。鏗鏘有力，寫下這句話的編輯管舒寧想的是「為什麼一個一百多年前的女性，她的心路歷程還能與我們同頻共振？」荒原也好，人間冷待也好，脫離軀殼的樊籠，保持強烈的生命力，不就是古往今來人們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嗎？更何況這些境界都蘊藏在日常瑣碎中。面對被文字復活的這樣一位光輝燦爛卻不求聞達的女性，你不會不怦然心動。這也是經典重生的魅力。「我每次出差都為帶什麼書而頭痛，太厚太大的很不方便，需要正襟危坐集中精神讀的也不合適，價格高昂的帶著又怕丟怕弄壞，所以就想做一套可以隨身攜帶，內容好讀，翻閱舒適的書。」《黃金案（大唐狄公案·文庫本）》編輯顧真在她的推薦貼上道出了這套書的妙處：既可通勤提神（破個案再上班），亦可枕邊提神——不對，是助眠，歹人落網，心裡踏實。「小唐狄公案」，歡迎東方神探狄仁傑Judge Dee歸來！道盡了編輯對讀者閱讀場景的關懷，紙短情意真。在電子推薦和算法橫行的時代，這種基於個人閱讀體驗寫下的推薦，彌足珍貴，充滿了「人」的溫度和獨特性，是愛書人之間的邀約。讀者第一時間感受到了這獨此一份的「邀約」。年輕的讀者芳芳是一名大學女生，當她拿起《夏洛蒂·勃朗特傳》便「閱不釋手」，「編輯的推薦語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很喜歡《簡·愛》，能寫出這樣一本女子小說的作者傳記，更令人嚮往，看到編輯的推薦語，我覺得她寫出了我們的心聲。」讓張女士怦然心動的是一句「這是一次對巴學園的探秘之旅，也是一次對現代教育的深入思考」。它來自北大教授曹文軒，貼在了《你真是一個好孩子：〈窗邊的小豆豆〉背後的故事》上。當上媽媽四五年，張女士正為教育問題操心不已，「現代教育」究竟意味著什麼？對家長而言都是重要的一課，「我看過《窗邊的小豆豆》，想再看看小豆豆背後的故事——她的未來、她的成年，以及她身邊的人。」這些「綠葉」貼紙，遠非一張簡單的紙條，這是一位愛書人藉由這方寸之地，向另一位素未謀面的愛書人發出的溫柔信號：「嘿，我覺得這很棒，希望你也喜歡。」紙雖短，情卻綿長。當讀者指尖拂過這些帶著溫度的文字，一個會心的微笑蕩漾在嘴角，就是對這份無聲情意最溫暖的回應。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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