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當前,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以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是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舉措。廣州應採取針對性措施,高質量推動城市更新,加快城市「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共進,更好地構築「產城人」融合發展的新局面。 其一,激發城市空間新活力。城市空間兼有物理承載和價值產出意義。基於此,對城市空間的調整應指向空間產出的優化,以實現「產城人」融合目標。從產業產出的空間視角看,產業空間的調整將促進城市更新治理的優化。一是依託城市原有產業基礎和資源優勢,為戰略性產業集群創設適宜空間,為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綠色能源等新興產業營造生長空間,合理配置土地資源、交通設施、公共服務等要素,為產業升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二是通過產業布局調整等方式,促進產業與城市空間的互動和融合。例如,將老舊工業區改造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或現代科技產業園區等。三是加強產城融合示範區建設,以此引領和帶動「產城人」融合發展。 其二,提升城市更新風險治理效能。城市更新是推動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抓手。著眼於風險防範與治理,可從以下幾方面展開。一則,構建政府主導、企業參與的風險管控機制。由政府主導、規劃統籌,搭建管理平臺;企業及其他專業力量參與其中,提供專業技術和風險防控信息資源。二則,加強風險監測與評估。監測識別可能存在的各類風險,並進行全面深入的評估。特別要重視城市產業風險與自然災害風險的識別、評估、預警和幹預。三則,強化風險意識與認知。注重「人防」力量的使用,有效提升市民群眾對更新治理風險的認知,使其成為推動「產城人」融合的重要依託力量。 其三,完善城市更新治理制度。要切實以「產城人」融合為實踐導向,在城市更新規則中融入「產城人」融合目標及要求,確保更新改造活動在制度框架中運行。第一,注重統籌規劃和政策扶持,加強城市更新治理制度建設。在城市更新規劃中明確「產城人」融合的發展目標、空間布局和產業定位等;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土地供應等政策措施,支持融合發展。第二,制定關於產業發展與升級、人才「引育用留」、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等相關制度,為城市更新治理提供可操作、能落地的規則指引。第三,加強監測評估制度建設。建立健全融合發展的監督評估規則,及時對城市「三生融合」發展情況開展評估分析,發現和糾正偏差,適時調整城市更新治理策略。 其四,加強責任落實及部門協作。城市更新,不是簡單的「除舊布新」,而是著眼於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激發城市發展潛能活力、提升城市安全韌性的系統工程。所以,需要明確各職能部門職責範圍、工作內容,加強部門間協作和配合,完善城市更新治理體系,統籌各方合力。要根據「產城人」融合的具體任務和目標,確定對應部門的職責範圍、工作內容;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加強統籌和日常協調,確保信息暢通;建立跨部門的信息共享平臺,推動信息共享和溝通協調,實現更新改造項目情況的實時更新及互通有無,減少「信息遺漏」與「信息失真」;針對複雜問題,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共同研究形成綜合性解決方案。 其五,匯聚多方力量參與。引入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參與城市更新實踐,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更新治理格局,有助於充分提升治理效能,實現「產城人」融合發展目標。一則,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協調各方利益訴求,有助於在達成城市更新改造目標的過程中解決遇到的問題,助力「三生融合」。二則,多方參與城市更新治理,推動治理資源下沉基層,有助於激發城市更新治理的內生動力和內在活力。三則,多方主體廣泛參與實踐和監督,形成合理的矛盾化解長效機制,為「產城人」融合提供持續的動力和保障。 【作者系中共廣州市委黨校文獻信息中心副教授。本文為該校2025年度新型智庫及黨建研究基地(中心)課題「基於『產城人』深度融合的廣州存量空間開發利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ZDZKT2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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