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匹茲堡附近工廠發生爆炸 當地居民希望徹查工廠爆炸事件
2025-11-19 09:22 2,317次浏览英國氣候及能源智庫機構恩伯(Ember)經理薩姆·巴特勒-斯洛斯和策略師金斯米爾·邦德8月5日在《中國日報》撰文稱，憑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在促進本國能源轉型的同時，為全球新能源發展作出貢獻。 中國能源轉型優勢顯著 文章指出，近年來，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傳統能源正在逐漸被太陽能、風能和電池等新能源取代。在此基礎上，作為製造強國的中國成為新能源經濟的主要推動者，在新能源製造、創新、應用和出口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 首先，製造業是中國能源轉型的最顯著動力。2024年，全球五分之四的太陽能組件和電池、超過三分之二的電動汽車產自中國。與此同時，中國對這些新能源產品所需關鍵礦產資源的平均貢獻率達到七成。 其次，創新也是中國能源轉型的重要動力。中國既是能源轉型研究中心，也是新能源生產中心。如今，中國清潔能源技術專利申請的全球佔比已經從2000年的約5%上升至75%以上，中國企業在能源領域的研發支出已接近歐盟與美國的總和。 這些研發已經轉化為真正的科技成果。例如，中國生產出能量密度更高、充電速度更快、投入更少、成本更低的電池，可以為卡車、輪船和短途航班提供電力支持。 再者，清潔能源的快速部署是中國能源轉型的第三大動力。相較於中國的清潔能源部署規模和增長速度，西方的行動顯得尤為遲緩。例如，僅山東省的光伏裝機容量就超過了義大利與西班牙的總和，廣東省電動汽車數量超過了德國。 中國為全球新能源發展作出貢獻 文章進一步表示，以太陽能蓄電池、鋰離子蓄電池和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新三樣」產業的出口正在蓬勃發展。恩伯的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光伏組件出口規模約為242吉瓦，其中一半銷往新興市場。 中國電動汽車發展勢頭令人印象深刻。過去十年，中國已經從汽車淨進口國轉變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2024年，新興經濟體超過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電動汽車出口市場。中國對新興經濟體的電動汽車出口額從2020年的約4.7億美元升至2024年的165億美元。 得益於中國的能源技術出口，新興經濟體能夠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滿足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事實上，五分之一新興經濟體的太陽能和風能裝機容量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同時約五分之一新興經濟體的電氣化率高於發達經濟體。從巴西到摩洛哥，從埃及到越南，世界多國正在利用新能源促進經濟增長。 憑藉專業知識和融資能力，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構建本土化能源技術供應鏈。過去五年，中國電動汽車和電池企業已在印度尼西亞、泰國和巴西等新興市場投入巨資建設生產設施。 一言以蔽之，中國在可再生能源和電氣化、製造和發明、國內應用和全球出口方面均處於領先地位。 一個多世紀以前，福特汽車創始人亨利·福特推出了T型汽車，打開了平價汽車和「石油時代」的大門。在此背景下，大規模裝配生產線成為工業生產中的常態，公路和郊區變成新地標，「美式和平」不斷引發地緣政治博弈。福特和美國與其說是在製造汽車，不如說是開啟了一個以美國為主角的時代。 如今，歷史重新拉開帷幕，這一次的主角是中國。 (英文原文刊發於《中國日報》智享匯欄目) (編輯：嚴玉潔 王輝 周鳳梅 朱萍)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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