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迴響｜穿透黑暗的光束
2026-01-22 03:38 3,832次浏览「今年夏天蚊蟲少了，雨天車庫不積水了，晾曬方便了，整個小區檔次提升不少！」談起小區變化，松江區中山街道花橋新村居民陸磊、金鳳夫婦讚不絕口。如今小區裡主幹道整潔寬敞，人車分流井然有序，一幢幢自建小別墅林立，家家戶戶圍欄整齊劃一，房前屋後道路通暢，院內果蔬生機盎然。而在兩年前，這裡卻是另一番景象：別墅門口雜亂，荒地雜草叢生，夏日蚊蟲肆虐，連晾曬衣物都成難題……一場歷時兩年的人居環境綜合改造工程，讓花橋新村實現了蝶變。始建於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位於松江區國際生態商務區的花橋新村是典型的滬郊農民自建房小區。存在違章搭建、群租、違規種養等獨特難題，此外，涉及「風水」等鄉風民俗的需求也是居民特別關心的方面。如何讓居民的需求「件件有回音」，對工作的精細度提出考驗。 圖說：小區改造一新。居民需求件件有回音「以前下雨不敢出門，鞋還沒出小區就溼透，車庫更是積水嚴重。」陸磊回憶道。地勢等原因導致的「逢雨必澇」屢修未果，令居民怨聲載道，也讓居委會書記陳曉容和同事們疲於應對——雨季半夜出動抽水排澇曾是「常態」。除此之外，因為建設年代久遠，小區面臨空間無序、設施陳舊、功能缺失的問題，改造迫在眉睫。「涉及居民切身利益多、客觀條件不均衡是此次改造的難點。」陳曉容坦言，雨汙水改造需大面積開挖道路，涉及交通管制和入戶管道鋪設；統一小院圍牆建設需居民配合拆除舊牆並「退界」（即縮小原有庭院進深，讓出公共空間）。同時，小區建設年代久遠，歷史遺留問題複雜，改造方案需統籌地理位置、房屋現狀、工程標準及資源平衡，因此家家戶戶的改造方案及周邊設計不盡相同。如何贏得居民理解？項目堅持全過程人民民主，通過全覆蓋入戶徵詢、點對點方案確認等方式，廣泛聽取民意。自2023年8月改造工程啟動以來，指揮部來訪登記簿上密密麻麻記錄了237條居民信息。「我們將問題按工程類別（雨汙水、圍牆、道路及公共空間）分類，分派工程隊研究解決並跟蹤反饋，確保件件有回音。」「插曲」背後的情與法改造並非一帆風順，「庭院退界」方案曾引發質疑。實地測量顯示，多數居民原佔用前院進深約8米，改造方案統一設計為6米，意味著庭院需「縮水」。此外，全小區42戶自建的磚混圍牆需拆除。方案確認初期，圍牆建設的支持率僅七成左右，部分居民牴觸情緒明顯。「聽說要拆圍牆、縮院子，我第一反應是不同意！」金鳳坦言，拆除精心鋪設的瓷磚讓她心疼。面對質疑，指揮部協同街道發展辦、居委會查找歷史資料，並請司法所專業律師分析研判，結合現行法規政策，釐清自建圍牆和建房用地的權屬沿革，挨家挨戶耐心釋法說理。入戶過程中，指揮部建立了詳細的工作檯帳，記錄住戶的反對理由，形成「一戶一方案」。街道司法所在指揮部開設法律諮詢，街道法律顧問也與工作人員一同入戶，解讀文件、宣講法規，逐步凝聚共識。圖說：增加了沿河步道和健身設施。 「關鍵少數」的帶頭作用至關重要。老村委會主任朱良才作為「花橋名人」，在質疑聲中率先拆除了自家及鄰戶舊牆。黨齡五十多年的老黨員許仕倫不僅帶頭拆牆，更主動當起「宣傳員」，動員鄰裡支持改造。「後來明白了，退界有理有據，合法合規。雖然院子小了點，但門前路寬了、整潔了，出入更方便。宅間路拓寬也解決了消防車通行問題，安全感提升了。統一圍牆確實更美觀。」金鳳如今這樣評價。細微之處見「溫度」小區305名60歲以上老年動遷居民中，部分仍保留傳統觀念，對屋宅「風水」有所講究。項目實施中，諸如「路衝」（道路直對大門）、「擋煞」（樹木不可移位）、汙水井正對窗戶「不吉利」等投訴時有發生。指揮部在細節上靈活調整，體現尊重。一戶居民庭院內精心打理著各類果蔬，並建有大型葡萄架。庭院退界需切除超界部分，為確保剩餘結構穩固，施工隊進行精細切割，將末端支柱與新建圍牆門柱澆築一體，並將葡萄藤向內移栽，最大限度保留了居民的心血。「現在道路寬敞、環境整潔，還添了健身設施和沿河步道，真是今非昔比！要是綠化再多點就更好了。」採訪當天，老黨員許仕倫和居民們道出新期待。面對居民的肯定與希冀，陳曉容和王凱回應，人居環境改造過程仍在繼續，接下來將通過「美麗庭院」建設評比等活動，引領居民共建共享美好家園，不斷滿足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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