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門預撥7000萬元支持北京等七地開展公路應急搶通
2025-10-28 16:37 8,723次浏览午夜十二點的上海博物館門口，等著入館的觀眾已經排到了馬路邊。即使是在上海，這樣的情況也不多見。這批觀眾都是為了一個已經在上海辦展超一年的特展「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而來。展覽最後一周，上博創造性地連續開放168 小時，午夜零點至早上六點的午夜場，在開始前已幾乎預約殆盡。零點後走進館內，依然能感受到熱切的觀展氣氛。在薩卡拉的秘密展廳，不少觀眾興奮地和同伴討論，「據說這個館裡很多文物，是從埃及直運上海，連埃及人也沒看過」。持續開放超過一年，這場展覽依然熱度不減，這恐怕是原因之一。無論以何標準來看，古埃及文明大展都是一個由國內文博機構領銜組織、世界一流水平的特展。以觀眾人數看，至7月底展覽已接待260萬次觀眾，閉幕時預計觀眾總數將超270萬人次，刷新全球博物館單個收費文物類特展參觀人數的最高紀錄；以展陳水平來看，這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大規模、亞洲最高等級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其中超過95%的文物為首次來到亞洲。上海的觀展市場也沒有辜負這場展覽。門票之外，文創活動及周邊衍生產品營收就超4億元，帶動城市綜合消費超200億元。真金白銀的支持，無疑給了特展之「特」更大的底氣。站在世界視野的高度辦這樣一場大展，絕非易事，無論是允許觀眾帶寵物貓入場，還是連續開放168小時，都是前所未有的創意。上海之所以敢當第一個吃螃蟹的，自然有其底氣在。仔細觀察，小到展櫃高度、玻璃透明度、燈光布置、清潔頻率等細節把控，大到站在「文明互鑑」的高度設定策展思路，展覽的成功都離不開城市在文化軟硬體兩方面的強力支撐。這背後，是上海一流的全球資源配置和調度能力。在合作層級上，能夠撬動超過95%的文物首次來到亞洲，達成中國國有博物館和埃及政府的首次合作，甚至許多文物直接從考古遺址現場被運到上海博物館，這種從發掘現場到陳列展廳的高速轉化，考驗著一座城市的文化實力和在世界上的文化話語權。而上海的調度能力，已超越了簡單的資源匯聚，而是將其轉化為特色活動、文創開發、文旅聯動、聯合考古等更多元的價值。這種轉化，並非簡單的文物搬運，背後有著堅實的文化主體性作為支撐。不同於以往國內古埃及文明題材的展覽直接從歐美博物館借展，以西方視角進行敘事，此次展覽由上博聯合專家團隊自主策劃，展示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學術層面，為展覽提供了更具本土特色的支持。這是一種基於專業的對不同文明的平視與尊重，也是上海文化辨識度的體現。作為國際文化大都市，上海的魅力之一在於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這座城市用一次次的文化實踐證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勝過任何一種單一的文化審美。而人類文明本就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環境中不斷融合、成長、進步的。在逆全球化陰影籠罩世界的今天，這顯得尤為珍貴。守護這份珍貴，上海動作頻頻。與人民廣場的古埃及文明大展隔著一條黃浦江，浦東美術館的巴黎奧賽博物館藝術瑰寶展同樣備受關注。今年底，還將有羅浮宮博物館16至19世紀傑作大展登陸上海。同一時空，不同文明在此交相輝映。社交媒體上，不少人特意發帖曬圖，「你見過凌晨三點的博物館嗎？」很多觀眾特意請年假也要在午夜時分走進博物館，不僅是為這場特展，也是為了一次獨特的活動體驗。就在上周末，小紅書「包」下復興島舉行了融二次元漫展、音樂節等多種元素的「開放世界冒險島」活動，吸引數萬年輕觀眾從全國各地蜂擁而來。各種打破邊界與規則的文化創意能成功落地，上海高度包容性的背後是高效的行動力。我們可以看到，小紅書活動期間，復興島內道路臨時交通管制、高溫天戶外保障等一系列措施；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周不間斷開放的博物館內外，有效的文物保護措施、快速的場地整理，以及午夜長隊邊守護的閃爍警燈。我們有理由期待，在上海，「埃及展現象」將不止於這一篇章，也不止於這一年。國際文化交匯的光輝與文化創意的光點，始終會在上海閃耀。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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