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都23區8月核心CPI同比上漲2.5%
2026-01-26 22:02 5,582次浏览增量政策，又出現一個首次！8月12日，多部門發布《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實施方案》和《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政策實施方案》。這兩項貼息政策是中央層面首次實施，也被稱為貸款領域的又一次「國補」。最近民生政策可謂多箭齊發：先是育兒補貼出臺，每孩每年補貼3600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大範圍、普惠式、直接性向群眾發放民生保障現金補貼，今年初步安排預算900億元左右。然後是幼兒園大班免除保育教育費，官方預計今年秋季學期將惠及約1200萬人，相應減少家庭支出200億元。再來看此次貼息新政，力度也很大。根據方案，貼息範圍包括單筆5萬元以下消費，以及單筆5萬元及以上的家用汽車、養老生育、教育培訓、文化旅遊、家居家裝、電子產品、健康醫療等重點領域消費，年貼息比例為1個百分點。每名借款人在一家貸款經辦機構可享受的全部個人消費貸款累計貼息上限為3000元，其中在一家貸款經辦機構可享受單筆5萬元以下的個人消費貸款累計貼息上限為1000元。舉個例子就明白了：個人消費貸款20萬元用於裝修、購置家具家電等消費品，年利率為3%，沒有貼息全年需要支付貸款利息6000元，而享受貼息之後，最高可減少利息支出2000元。這次貼息政策最值得關注的，是政策發力點的轉變。與以往貼息政策重點支持投資端、供給端不同，此次出臺的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從需求端發力，直接惠及消費者個人，降低個人消費貸款成本，貼息資金由相關貸款經辦機構直接在向借款人收取貸款利息時直接扣減。數據能說明政策的潛在影響：截至6月末，不含個人住房貸款的全國住戶消費貸款餘額21.2萬億元，全國住宿餐飲、文體娛樂、教育、居民服務等服務消費重點領域經營主體的貸款餘額2.8萬億元。1%的貼息看似比例不高，但撬動的可能是上萬億元的消費活水 ——這意味著1塊錢的貼息資金，有可能帶動100塊錢的貸款資金用於居民消費，或者是消費領域服務業的供給。這種公共資金和金融工具結合產生的「四兩撥千斤」撬動效應，正是政策設計者的用意所在。也就是說，政策目的就是要通過進一步強化財政和金融協同，撬動更多信貸資金精準投向消費領域，降低居民和經營主體的信貸成本，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時，通過提振消費暢通經濟循環。招聯首席研究員董希淼對三裡河表示，這是一項創新舉措，傳遞出明確的政策信號，有助於提振信心和預期。通過財政貼息，一方面將提高居民運用金融槓桿擴大消費、改善生活的意願和能力；一方面降低消費領域經營主體的融資成本，支持和鼓勵經營主體保持生產經營持續性，提供更多優質產品和服務。董希淼認為，貼息政策與已經出臺的消費品以舊換新「國補」、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等政策工具協同，形成疊加效應，更加有力有效地促消費、惠民生。從育兒補貼到教育減負，再到消費貼息，這一系列政策真正投資於人，其實在解決同一個問題：讓居民有錢花、敢花錢。中國家庭向來有「積穀防饑」的習慣，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負擔往往壓抑了消費意願。現在，公共財政開始逐步為這些後顧之憂買單：育兒有補貼，幼兒免保教費，消費能貼息。當後顧之憂少了，預防性儲蓄的焦慮減輕了，消費意願自然會上升。從直接發錢到減免學費，再到給貸款利息打折，國家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一點點織密民生保障網，激活消費市場的活力，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這波操作，值得期待。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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