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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24 05:42 9,786次浏览救贖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國際間交流合作逐漸增多，我國公民出國境活動愈發頻繁。當前，境外間諜情報機關高度關注我黨政軍機關、國防軍工單位和科研院所出國境人員情況，想方設法打探情報、企圖竊取我國家秘密，危害我國家安全。 某重點單位組織一批人員出國交流考察，王某是團組成員之一，第一次出國的他，一切都是那麼的新奇、「美妙」。殊不知，自己早已被境外間諜情報機關納入視線。他們精心設計，安排事先策反的同行翻譯，盛情邀請王某前往當地特色酒吧小酌，大肆渲染鼓吹異國風情特色，讓王某豔羨不已，放鬆了警惕。同行翻譯見時機成熟，便提出帶王某體驗特色「夜生活」，在酒精的催化下，王某欣然接受了對方的安排。此時，一場異國針對王某的「圍獵」行動正式開啟...... 正當王某陷入異國香豔女郎「溫柔鄉」之際，幾個身穿制服、橫眉怒目的外國人破門而入，對王某大聲恐嚇並拿出相機進行拍攝。隨後，強行把王某帶入一個封閉房間，在亮明某國間諜情報機關人員身份後，以「向國內檢舉揭發」為由脅迫王某籤署參諜協議。在長達數小時的暴力威逼下，王某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為求儘快結束這場「噩夢」，無奈只有「籤字畫押」。考察結束回國後，這段可怕的經歷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負罪感越積越深。 期間，國家安全機關在該單位開展《反間諜法》宣傳活動，通過宣講人員的普法闡釋，王某逐漸意識到自己或許還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聯繫上了當地的國家安全機關。在國家安全機關執法幹警的開導和教育下，他終於向國家安全機關報告了在境外被脅迫參諜的事實經過，並積極配合查明案情。 經查，王某在境內外期間未產生實質性危害。鑑於其能夠主動向國家安全機關報告且有強烈的改過自新意願，符合法律規定的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形，國家安全機關決定對其不予追究法律責任。同時，國家安全機關依據有關規定，會同行業主管部門開展教育挽救工作。經王某所在單位黨委研究決定，對王某作出從輕處分，給予其記大過處分。近年來，個別出國境人員在境外被攀拉策反，回國後心存僥倖，隱瞞不報，最終越陷越深，走向人民的對立面。針對嚴峻複雜的敵情形勢，國家安全機關從統籌發展與安全的角度出發，在法律、政策上進行頂層設計，積極開展教育挽救工作實踐，鼓勵如實報告，粉碎境外間諜情報機關拿捏要挾我相關人員，危害我國家安全的圖謀。 國家安全機關提示 重點領域涉密人員出國境期間，要嚴格遵守保密紀律和工作紀律，增強防範意識和應對能力，如遇特殊情況，回國後要及時如實向國家安全機關報告。國家安全機關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和寬嚴相濟的法律政策，對於在境外受脅迫或受誘騙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明確了教育挽救措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實施間諜行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給予獎勵。 在境外受脅迫或者受誘騙參加間諜組織、敵對組織，從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及時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機構如實說明情況，或者入境後直接或者通過所在單位及時向國家安全機關如實說明情況，並有悔改表現的，可以不予追究。 來源：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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