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親自部署實施文化大省建設「八項工程」。本端推出「習近平在浙江的文化故事」,讓我們循跡溯源,感悟偉大思想蘊含的科學真理價值、強大精神力量、博大文化情懷。 21世紀初,浙江有些農村流傳一句話:「千年不聽鑼鼓響,萬年才見戲開場。」農民精神文化生活貧乏現象凸顯。 2005年6月,在全省宣傳文化系統調研座談會上,習近平逐一列舉看到的問題:不少農村文化陣地缺設施、缺經費、缺人才、缺內容,一些偏遠農村甚至無法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節目…… 這次座談會後,「錢江浪花」藝術團成立了。52歲的陸湘漢奉命開出文藝大篷車,為基層群眾送演出。 「『錢江浪花』,名字是習書記定的。他還設了目標,五年之內,藝術團要走遍全省鄉鎮。」陸湘漢回憶說。 在省委支持下,全省文藝院團紛紛響應,當家臺柱子、梅花獎名角和七藝節精品,都到「大篷車」上亮相,在百姓家門口演出,村民們喜出望外。 龍洋鄉的故事打動了我們—— 一次,「大篷車」開赴遂昌縣龍洋鄉。快到時,遇到山體塌方,車過不去,演出要取消了。演員們給村裡打電話。 村民們一聽就急了,掛了電話,拿上繩子、扁擔,跳上手扶拖拉機,很快趕到了。 大家二話不說,扛起道具,挑著設備,翻山越嶺,奔向村裡。還有一個孕婦,大著個肚子,拿起演員的服裝包就往村裡走。 村口,男女老少等在寒風裡,備好了熱茶、麵條、黃粿糕。演員們感動了。兩個多小時的演出,他們亮出「十八般武藝」,喝彩聲不斷,村民的巴掌拍得通紅…… 這是一場雙向的奔赴——村民們得到了文化的食糧,文化從農村得到了豐富的滋養。 像這樣「用肩膀抬來的演出」,習近平批示肯定:特色鮮明,形式多樣,貼近基層,富有實效。 「那天我到省行政中心拿批示。剛要走,工作人員說習書記在等我……」陸湘漢有些激動。 辦公室裡,習近平用力握住陸湘漢的手:「感謝你們為農民做了很多好事!希望你們認真總結,不斷完善,把更多的精彩節目送到農村。」 這次見面,讓陸湘漢幹勁兒更足了,下鄉的腳步更勤了。20年間,「錢江浪花」送演出5000多場,吸引觀眾1000多萬人次…… 「錢江浪花」前浪帶後浪——20年來,農家書屋、文化禮堂、鄉村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讓村民「放下筷子就想去」,還引得無數城裡人慕名而來。 (潮新聞 浙江日報採訪組)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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