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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16 08:57 2,425次浏览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香港8月12日電 題：傳統藝術怎樣進行當代演繹？ ——專訪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 記者 韓星童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以往不論是在策展，還是在教學中，一直頗為重視傳統藝術的當代演繹。這樣的理念源於她在英國牛津大學求學時的所見所感——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藝術的角度差異，不斷拓寬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近日，吳秀華接受「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西文化互動、古今對話是傳統藝術延續生命力的方式之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當初為何對中國傳統藝術產生興趣？又為何將明代及近現代作為您研究的重點？ 吳秀華：我本科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那時學校要求我們修讀一些跟主修專業不同的課程，於是我選擇了藝術。那門課的老師教得非常好，給我們展示很多中國山水畫，我被那些畫作所吸引，就這樣開始喜歡中國藝術，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均選擇了藝術。 最開始，我最喜歡的是宋代山水畫，但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時，我考慮到香港很難看到原作，一般這些重要文物都在中國內地或海外，因此我只能選擇相對靠後的朝代，比如明清時期。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莫家良當時在主理一個研究宋代《淳化閣帖》的計劃，他邀請我參加計劃，負責研究《閣帖》對後世書法的影響，我那時便對明代書法產生興趣，從零開始研究書法碑帖，包括書法的傳統、技法、如何通過碑帖傳承等。 2023年5月16日，「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館藏宋元古籍展」正式對公眾開放。圖為《淳化閣帖》「最善本」在上海博物館展出。記者 王笈 攝 記者：過去20多年香港文博領域迅速發展，積極與中國內地及海外美術館、博物館合作，引入不計其數的精品展落戶香港。就您的觀察，香港大眾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和認識是否增強？ 吳秀華：從我學生時期到現在，香港社會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一直在不斷增強。在我讀書時期，喜歡中國傳統藝術的人肯定是有，但我這一代不算多，當時西方藝術還是主流。 這一情況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逐漸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地不少博物館的藏品陸續在香港展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7年故宮博物院借出「國寶」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真跡來港展出，引起極大轟動，參觀人數創下香港藝術館有史以來的紀錄。從那時候開始掀起一股欣賞中國傳統藝術的熱潮。 記者：2022年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中國傳統藝術及世界珍寶的一個匯集地，這對於新一代學者研究與推廣中國傳統藝術有何助力？ 吳秀華：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讀書時因為研究需要，要查閱一些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書畫真跡時，需要去翻閱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刊物，慢慢去找。然後，請老師寫推薦信或主動聯絡對方申請以學術研究或交流的途徑去北京看，看的時候也不允許拍照。不僅是故宮博物院，很多博物館同樣如此。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都是故宮博物院的精品，這給研究學者、公眾近距離接觸文物的機會。那我們就能夠通過推廣和教育慢慢培養這些觀眾的興趣。 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大批市民排隊進場參觀。圖為市民參觀清乾隆彩雲蝠壽字金龍紋男龍袍。 記者 李志華 攝 記者：您早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藝術史哲學博士，您認為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及興趣如何？中西方在文物研究、藝術策展、修復等領域，有哪些交流與合作空間？ 吳秀華：他們對於中國傳統藝術是非常尊重和喜歡的。國外很早就有一批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且研究得很深入。比如，麥可·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以及我的老師柯律格(Craig Clunas)。 當年我發現中外學者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方向很不同，中國學者聚焦作品風格發展和古代書畫家的生平傳記。外國學者的研究相對宏觀，他們會將中國傳統藝術放進世界史中進行理解。這一定程度是因為外國學者能接觸到的一手中國古代書畫研究資源相對匱乏，但也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另一角度。 近十多年，隨著不少中國學者留學海外，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這種研究角度的差異越來越小。 至於中西方交流合作，其實在藝術策展、文物修復等不同範疇已合作很多年，也取得一些共識。比如，我曾寫過一篇論文研究上海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青銅器修複方法的差異。上海博物館是要將青銅器修復到最美、最完整的狀態，看不出修復痕跡，但大英博物館的手法則是要讓觀眾看得出修補的痕跡，留下歷史印記。這兩個角度的不同，根本上是價值觀不一樣。不過，近年來中西方之間理念也在慢慢融合。我認為，中西方日後的交流除了技術，更多的還是思想層面的探討，因為我們不能把同一個理論套用到所有藝術品上，需要綜合雙方所長探討出更多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修復工藝師正在對青銅進行修復。(資料圖)記者 殷立勤 攝 記者：您曾擔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您認為大學博物館如何與大型博物館優勢互補，助力香港文化藝術發展？ 吳秀華：大學博物館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應該與大型博物館區別開來。大型博物館面臨一些實際的壓力，比如要通過入場人次來證明一場展覽是否成功，所以在策展、挑選藝術家時都會受到影響。 但在這方面，大學博物館的壓力較小，所以有能力去做一些學術性、實踐性較強的展覽，哪怕這些展覽偏離大眾品味也不要緊。大學博物館的任務就是為文化藝術界最前沿的知識和資訊提供展示、交流的平臺，以及思考空間，同時它也承擔為學生實習和國際研究合作提供機會的責任。 記者：在以往策展中，您一直堅持對傳統藝術進行當代演繹，同樣的方法是否也應用在教學中，由此激發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興趣？ 吳秀華：我之前策划過一個展覽「皇帝碑刻·當代啟迪」，很多人對碑帖沒有興趣，我們就想怎麼樣將它變得時髦一點、「貼地」一點。後來我們以3件跨越古今與「皇帝」有關的碑刻墨跡為引子，將文字墨跡及其拓片與一系列古代和當代藝術並置。這樣呈現出來的展覽不僅不會枯燥，還會成為「打卡」熱點。 帶學生的時候，我也會鼓勵他們在創作中融入現當代元素。比如讓他們在創作小型版畫時加入香港特色，美食、歷史、風景等。我還帶著他們一起策展，教他們如何通過社交平臺推廣展覽等。 記者：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您認為過去這些年，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的發展如何？還需要在哪些領域發力？ 吳秀華：香港在國際藝壇一直有一定地位，受惠於關稅等優惠政策，香港的藝術品交易市場蓬勃，國際藝術展覽也做得非常成功。比如，每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作品多元，吸引很多海內外人士到訪。香港有世界級的文化基建，策展水平也早就達到國際水平。香港的藝術創作在國際舞臺上具有潛力，未來可通過科技賦能，如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拓展藝術表現形式，提升國際影響力。(完) 受訪者簡介： 吳秀華。 受訪者供圖 吳秀華，曾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研究)。她於英國牛津大學獲藝術史哲學博士，於香港中文大學獲中國藝術史哲學碩士，專研中國明代及近現代書畫。多年來，她一直策劃近現代及當代中國藝術展覽，並從事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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