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發揮統一戰線強大法寶作用 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凝聚最廣泛的人心和力量
2025-11-29 16:27 1,365次浏览與大運會時隔兩年，成都又一次成為世界體壇熱點所在——8月7日晚，第12屆世界運動會在成都天府國際會議中心「天府之簷」盛大開幕。來自116個國家和地區的3942名運動員相聚成都，他們將共同書寫世界運動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屆盛會。對於成都市民來說，世界運動會相比兩年前在這裡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多少顯得有些陌生。世界運動會上的一些比賽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等，對很多中國人更是陌生。但強調運動項目的多樣性、多元化，詮釋運動的無限可能，正是世界運動會的核心價值與最大魅力。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的世界運動會，也將鼓勵運動多樣化的理念帶入中國，進而進一步推動中國體育事業的繁榮發展。與奧運會的相互補充和促進相比起超過百年歷史的現代奧運會，世界運動會的誕生時間要晚很多。上世紀70年代，因奧運會的規模所限，一些運動項目遲遲無法進入奧運會，但登上國際性綜合運動會舞臺是很多運動員的夢想。這些非奧運項目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因此希望為運動員開創一個國際性運動會，以便讓這些運動員也能獲得參加像奧運會那樣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的機會。世界運動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1981年，首屆世界運動會在美國舉行。世界運動會以非奧運項目為主，其中既有一些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冷門的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短柄牆球，也有一些中國人較為熟悉而且中國運動員極具實力的項目，如技巧、健美操、啦啦操、體育舞蹈、輪滑、撞球、武術、龍舟。還有一些項目曾屬於世界運動會，但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就離開了世界運動會，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鐵人三項。另外還有一些項目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未能留在奧運會，所以它們在世界運動會進進出出，如霹靂舞、棒壘球。由於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形成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係，已故國際奧委會原主席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先生曾高度評價世界運動會是「二級奧運會」。一些從世界運動會走向奧運會的項目，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霹靂舞，它們在世界運動會的存在經歷對其加入奧運會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薩馬蘭奇先生也曾進一步闡釋過世界運動會的角色是「奧運會的實驗室」。成都體育學院天府國際體育賽事研究院院長柳偉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認為，儘管世界運動會遠不像奧運會那樣具有巨大的全球影響力，但世界運動會的存在對於世界體育運動的均衡發展來說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柳偉說：「世界運動會為非奧運項目提供了頂級競技平臺，填補了奧運會覆蓋範圍的空白。一些項目如飛盤、軟式曲棍球，擁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基礎和文化價值，世運會的存在確保了它們的國際發展和競技提升，促進了全球體育的多樣性。」奧運會是當前全球最重要的頂級綜合性運動會，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並非競爭關係。世運會與奧運會的互補，也讓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增益。柳偉表示，「奧運會聚焦高競技性項目，而世運會更注重包容性和創新性，為新興項目提供試驗場。一些世運會項目，如攀巖、滑板已成功進入奧運會，證明了世運會在推動體育項目進化中的關鍵作用。」此外，世運會強調「團結、包容、多樣性」，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運動員和觀眾，增強了全球體育的凝聚力，其較低的舉辦門檻也為更多城市提供了承辦國際賽事的機會，擴大了體育文化的全球傳播。世運會與成都的雙向奔赴世界運動會之前在中國的知名度、影響力都比較低，這與中國大陸從未舉辦過這一非奧運項目的全球頂級賽事有很大關係。2018年，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協助成都申辦世界運動會，為此後世界運動會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表示，「通過支持成都申辦世運會，薩馬蘭奇基金會旨在將多元體育文化引入中國，填補中國大陸承辦此類國際賽事的空白。同時，2018年正值成都推進『三城三都』（包括『賽事名城』）建設的關鍵階段。薩馬蘭奇基金會深度參與成都申辦世運會的全流程，包括協調IWGA（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 考察評估，最終助力成都成功獲得2025年世運會舉辦權。這是成都積累國際賽事經驗、為未來申辦更高規格賽事鋪路的重要一步。」8月7日上午，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副主席湯姆·迪倫稱讚成都為世界運動會的發展創造了許多個「首次」，包括在世界運動會歷史上首次舉辦的火炬傳遞活動，將世運會體育精神直接帶到成都市民身邊。成都也將充分利用現有和改造後的體育設施舉辦本屆世運會，這被湯姆·迪倫評價為「最具可持續性的一屆世運會，樹立了辦賽的新標杆」。成都世運會剛剛揭幕，但為世界運動會及全球體育繁榮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已經展現出來。柳偉認為，「成都首次為世界運動會設計火炬並策劃火炬傳遞，賦予賽事更強的儀式感和文化象徵意義。火炬設計融入大熊貓、芙蓉花等成都元素，結合『團結、包容、多樣性』的理念，彰顯了中國文化與全球體育精神的交融。這種創新不僅提升了世運會的全球辨識度，也為非奧運項目的文化傳播注入了新活力。」作為中國西部重要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西部科技創新中心，成都也通過舉辦世界運動會，進一步在全球展現了城市的包容、開放以及活力、魅力。成都世運會執委會執行副主席兼秘書長、成都市副市長許興國介紹，「成都以舉辦世運會為契機，持續提升城市環境品質，在城市重要道路節點、公園景區融入世運元素，全面呈現『公園城市、活力世運』的園林景觀和『乾淨、整潔、有序、美麗』城市形象。成都同時結合全民健身，深入開展世運項目進社區、進學校、進商圈和『跟著賽事去旅行』系列活動，打造130個市民家門口的『世運空間』，吸引市民遊客參與體驗跑酷、飛盤、攀巖、射箭等新潮運動。」在本屆世運會賽前新聞發布會上，義大利女子射箭選手基亞拉·雷巴利亞蒂作為運動員代表，表示自己已經做好計劃，她期待著在完成比賽任務之後的「成都漫步」。助力中國實現全民體育8月6日下午，在率先開賽的本屆世運會軟式曲棍球比賽現場，觀眾席上有不少觀眾都是帶著孩子觀看比賽的家長，這是他們第一次觀看軟式曲棍球這個項目，但孩子們紛紛表達了希望體驗、參與這項運動的願望，家長們也基本上表示支持。可以預見，隨著本屆世運會各個比賽項目的陸續開賽，很多冷門、小眾的運動項目都將第一次闖入國人視野，很多中國觀眾也將第一次感受到，在主流的奧運項目之外，體育世界是如此的多元、多彩。根據2024年全國群眾體育工作會議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我國體育場地達459.27萬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89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鍊的人數比例達37.2%。當參加體育運動已經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人對體育運動項目的多元化需求也成為必然。近幾年，諸如飛盤、槳板、匹克球等新興運動在國內的迅速走熱，也反映出當人們的體育運動熱情被點燃，體育消費的欲望被釋放，運動興趣的選擇一定不會只局限在少數幾個主流項目。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世運會強調『包容與多樣性』，這與中國的體育觀念從『唯金牌論』向『全民體育』轉型的趨勢相契合。成都世運會的申辦、舉辦，是中國體育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關鍵一步。成都世運會的包容性理念、科技賦能實踐及產業化探索，不僅豐富了全球體育生態，更為中國體育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成都世運會的舉辦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當下中國體育發展的時代之所需。柳偉表示，「成都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世界運動會，通過非奧運項目的多樣性展示，打破了公眾對體育的傳統認知局限，為他們植入了『團結、包容、多樣性』的體育價值觀。這種理念將長期影響成都乃至中國的體育發展，鼓勵人們接納小眾運動，拓寬運動參與視野。」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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