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季開學,人教版八年級語文教材新增了一篇課文——《天上有顆「南仁東星」》。這篇課文節選長篇報告文學《中國天眼:南仁東傳》,它的入選,不僅是對一位科學家的致敬,更是對科學家精神的傳承。 01 南仁東是我國著名的天文學家,也是「中國天眼」(FAST)的首席科學家兼總工程師。 「中國天眼」建成之前,美國的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曾長期稱霸「世界望遠鏡界」。上世紀90年代,中國老一輩科學家在美國參觀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時,南仁東萌生了要建造中國自己的大型射電望遠鏡的構想。 1994年,南仁東提出利用貴州喀斯特窪地,建造一個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取名為「FAST」,也就是「快」,蘊含著「追趕」「跨越」「領先」之意。 對這一想法,當時幾乎所有專家都不看好:選址、論證、立項、建設,哪一步都不易。技術和工程上的巨大難度,讓許多發達國家都望而卻步。 為了給這個理想中的「巨無霸」找到合適的「家」,南仁東帶著300多幅衛星遙感圖,跋涉在中國西南的大山裡。有一次,瓢潑大雨,山洪裹著砂石,連樹都能衝走,在外勘探的南仁東靠著救心丸爬回埡口。 這樣的艱險,在選址的十餘年裡,時刻伴隨著南仁東,他說,「找不到合適的窪地,我這一輩子死不瞑目!」 最終,在近400個備選窪地裡,南仁東選中了條件最適宜的大窩凼。 2007年,FAST作為「十一五」重大科學裝置,正式被國家批准立項。2011年3月,村民搬遷完畢,FAST工程正式動工建設。南仁東帶領團隊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在經歷近百次失敗後,他們研製出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鋼索,建成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網結構。 02 南仁東把生命中近三分之一的時光都奉獻給了「中國天眼」。 2015年,也就是FAST項目後期,70歲的南仁東被確診肺癌晚期。手術結束後三個多月,他放心不下,忍著病痛返回施工現場。由於聲帶受損,那時南仁東的聲音已經變得非常沙啞,說話要靠著氣往上頂。 他在接受採訪時,幾乎用盡全身力氣般吐出一字一句:「回首往事,有苦有甜。挫折的時候,你肯定特別沮喪苦惱。怎麼辦,最後靠大家的努力,克服困難匍匐前行。FAST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不是我個人,我們甚至於說這是一代人的努力……『中國天眼』如果有一點瑕疵,我們對不起國家。」 2016年,「中國天眼」落成啟用,這是具有我國自主智慧財產權、世界最大單口徑、最靈敏的射電望遠鏡。 在落成典禮的前一天下午,已經被病魔折磨得十分虛弱的南仁東堅持從北京飛到貴州前往FAST基地。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這個「望天巨眼」完全建成後的模樣。那是他耗費了整整22年心血,終於在祖國西南的崇山峻岭中,為中國打開的「天眼」。 2017年9月15日,南仁東因肺癌突然惡化,不幸離世。他留給世人的只有一句「喪事從簡,不舉行追悼儀式」的簡短遺願。 2025年的新學期,當八年級的孩子們翻開語文課本,讀到《天上有顆「南仁東星」》時,他們或許會問:「我們為什麼要學這篇課文?」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需要記住,是誰讓中國的科學之光照亮世界;我們需要傳承,那種自力更生、永不言棄的精神;我們需要相信,未來的星辰大海,將由今天的少年去徵服。(央視新聞客戶端)
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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