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啟動省級自然災害救助三級應急響應
2025-10-29 02:48 4,872次浏览暑期社會實踐作為連接課堂與社會的紐帶，是大學生認知國情、錘鍊本領的重要路徑。然而，當前部分實踐存在「重形式輕實效」「重短期輕長效」的傾向，導致教育價值不夠理想。當前，應從制度設計、實踐深度、長效機制三個維度構建系統性解決方案，推動實踐教育從「走過場」向「走心」轉變、從「短期活動」向「成長工程」升華、從「任務完成」向「價值塑造」轉化，進而讓大學生在實踐中觸摸社會溫度、在服務中感悟家國情懷，並將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偉業，讓青春之花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綻放。 構建「三位一體」制度體系 夯實實踐教育根基 暑期社會實踐的實效性首先依賴於科學規範的制度設計。高校應建立目標導向、過程管理、資源保障「三位一體」的制度體系，將實踐教育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 建立需求對接機制。高校需主動構建「雙向互動」的需求對接機制，推動實踐內容與地方發展需求同頻共振。一方面，建立常態化需求摸排機制，通過與地方政府、行業企業、社區組織籤訂戰略合作協議，設立專項聯絡崗位，定期收集地方在產業發展、基層治理、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實際需求，形成動態更新的「實踐需求清單」。另一方面，結合高校學科特色與人才培養目標，對需求清單進行篩選與整合，將地方需求轉化為具有專業針對性的實踐項目，避免實踐內容的隨意性與盲目性。此外，應建立「需求—項目—反饋」的閉環管理機制，通過實踐後的效果評估與地方反饋，動態調整實踐內容，形成需求對接的持續優化循環，確保實踐教育始終服務於地方發展實際。 完善過程管理規範。高校需制定全覆蓋的社會實踐標準化流程，構建前中後期「三位一體」的過程管理體系。在前期階段，鼓勵實踐團隊開展實地預調研與需求分析，制定包含目標設定、方法選擇、進度安排的詳細實施方案，並通過專家評審確保方案可行性。在中期階段，建立過程記錄與動態調整機制，要求團隊定期提交工作日誌、影像資料與階段性報告，記錄實踐過程中的關鍵節點，並根據實際情況對方案進行必要調整，確保實踐活動靈活性。在後期階段，強化成果轉化與質量評估，制定包含調研報告、解決方案、實踐感悟等在內的多維度成果評估標準，並將成果質量納入團隊考核，推動優秀成果向政策建議、社會服務轉化。 構建資源保障網絡。高校需構建資金、人員、平臺等多維資源保障網絡，為實踐活動提供全方位支持。在資金保障方面，整合校友捐贈、企業贊助、政府補貼等資源，設立社會實踐專項經費，並根據項目類型、實施周期與覆蓋範圍進行差異化資助。在人員保障方面，建立複合型導師團隊，吸納專業教師、行業專家、基層幹部擔任指導教師，明確「學術導師—實務導師—思政導師」的分工職責，形成協同指導的「三師制」模式。 創新沉浸式實踐模式 深化社會認知度 暑期社會實踐的核心在於讓學生真正融入社會場景，通過深度參與實現認知升級。這需要突破傳統「觀光式」實踐，構建參與式、研究式、服務式相結合的創新模式。 推行「角色代入」實踐。高校需與實踐單位協同設計角色方案，結合地方實際需求與學生專業背景，確定可操作的職責範圍。如在基層治理實踐中，學生可擔任「社區協管員」，參與矛盾調解、政策宣傳等工作；在產業發展實踐中，可擔任「項目助理」，協助完成市場調研、方案優化等任務。為確保角色代入的有效性，可建立「任務清單—過程記錄—反饋調整」全流程管理機制，保障學生通過「做中學」的體驗，深刻理解專業價值與社會需求的連接，推動其認知從「書本知識」向「實踐智慧」轉化。 開展「問題導向」調研。高校需構建「主題篩選—方法指導—成果轉化」的閉環調研體系。在主題篩選環節，結合學科特色與地方發展痛點，建立動態更新的調研主題庫，例如圍繞鄉村振興中的「產業可持續性」、基層治理中的「數位技術應用」等關鍵問題，確保調研選題兼具專業性與現實性。在方法指導環節，開設社會調研方法課程，系統培訓問卷設計、深度訪談、數據分析等技能，並配備專業導師全程指導，確保調研過程的科學性。在成果轉化環節，建立多層次的成果應用機制，將實踐數據納入地方決策參考，創新方案可對接企業或社會組織進行孵化。 實施「持續服務」計劃。高校應構建「基地建設—團隊接力—資源聯動」的長效服務機制。在基地建設方面，與實踐地籤訂長期合作協議，設立固定實踐基地，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確保服務的穩定性。在團隊接力方面，採用「老帶新」模式，由往屆實踐團隊向新團隊傳授經驗，形成「調研—服務—反饋—優化」循環鏈條，確保服務的連續性。在資源聯動方面，整合校友資源、企業資源與政府資源，如邀請基層工作校友擔任實踐導師，聯合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對接政府部門推動成果落地。 構建「全周期」成長體系 實現實踐價值升華 暑期社會實踐的最終目標在於引導青年將個人成長融入國家發展，這需要建立從實踐參與到職業選擇的「全周期」引導機制。 建立實踐成果轉化平臺。高校應設立「社會實踐成果孵化與轉化中心」，構建「篩選—培育—推廣」全流程轉化機制。在篩選環節，建立多維度評估指標，重點考察成果的創新性、實用性與社會價值，並遴選出具有轉化潛力的優秀成果。在培育環節，配備專業導師團隊，對入選成果進行深度指導，如幫助完善政策建議的邏輯框架、優化創業項目的商業模式等。 構建校友聯動網絡。高校需建立「實踐基地校友聯繫制度」，構建「校友參與—經驗傳遞—職業發展」的協同機制。在聯繫制度建設方面，與實踐基地校友建立常態化溝通渠道，組建「校友實踐指導委員會」，明確校友在過程指導、成果評估中的職責。在經驗傳遞方面，設計系統化的校友參與模式，定期開展「校友實踐分享會」，邀請紮根基層、服務西部的校友分享其工作心路歷程與實戰經驗。在職業發展引導方面，構建實踐表現與職業推薦的聯動機制，將實踐表現納入校友企業的招聘參考，為在實踐地表現優異的學生提供就業對接服務，推動「實踐地」向「就業地」轉化。 完善激勵評價機制。高校需改革現有評價體系，構建「過程性評價+結果性評價+發展性評價」相結合的多樣化評價機制。在過程性評價方面，應建立實踐表現動態記錄系統，通過導師評語、團隊互評等方式，全面記錄學生實踐參與度、貢獻度與成長度。在結果性評價方面，制定標準化的成果評估指標，並將結果納入獎學金評定等核心指標體系。在發展性評價方面，關注實踐對學生長期發展影響，如跟蹤學生畢業後職業選擇、工作表現與社會貢獻，將服務基層、紮根西部就業情況納入高校就業質量報告。 (作者：康秀雲、於千惠，分別系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博士研究生)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鵬遠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王中卿第一次接觸精釀是2014年。 那時他還在故鄉鞍山生活，家門口開了一個名叫「手工啤酒」的小店，賣的都是老闆自己釀的酒，裝在洗刷乾淨的百威瓶子裡，二十幾塊、三十幾塊一瓶。他自認是一個啤酒愛好者，喝過許多不同城市、不同品牌的啤酒，即使再微妙的區別也能品嘗出來。然而當這個酒一入口，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新鮮感卻順著味覺神經直入心底，炸起了一陣澎湃。 「驚為天人地好喝。雖然酒精度很高，但是並沒有難以接受的感覺，反而很有風味。包括琥珀一樣的顏色和花香、水果香的氣味，很神奇、很喜歡，跟我之前喝的那些酒完全不一樣。而且很快就上頭了，兩三杯就有點微醺，平時可能要喝到五六瓶才有的感覺。當時也是年輕，那個價格還是比較奢侈的，覺得這東西也有一點點輕奢屬性。」 從此，他便愛上了精釀，不單自己喝，還慢慢成了那家小店的合伙人。再後來，積累下一些經驗的他去了成都創業，在二環路邊上租下一間鋪面，掛上了「怪獸啤酒館」的招牌。 怪獸啤酒館開業的時候，成都可以喝到精釀的地方還屈指可數。王中卿的生意做得很順，每天晚上都賓客滿堂，手裡的資金越來越多，他便尋思著擴大經營，陸續開起分店。不曾料想的是，隨著第三家店投入營業，局面變化了。 「大概從2023年起，成都的精釀酒館井噴式地增長，基本上每個月能有10家新店出現。原來一家店能消化100個精釀愛好者，現在愛好者可能變成150個了，店也變成了三個，比例上來說屬於『僧多粥少』。」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新興的生活方式 精釀正在升溫。 相關數據顯示，精釀在中國啤酒的整體格局中曾經從未超出過1%的比例，但2020年以來，這一數字被不斷打破。過去的五年裡，無論產量、銷量，還是投資狀況、行業擴張速度，精釀在各個方面均呈現出了逐年遞增的上揚曲線。有機構甚至預測，2025年其市場規模有望突破千億大關，佔領啤酒市場17.2%的份額。 僅從直觀的感受出發，這股勢頭也可見一斑。大大小小的城市裡，以精釀為主題的酒館和餐吧成了一道街頭商業風景，超市的貨架上罐裝精釀佔領了酒水區的醒目位置，哪怕一些只是售賣散裝生啤的攤點或者飯館都紛紛號稱精釀。全國各地差不多每個月都會舉辦2—3場精釀啤酒節，客流人次日均過萬，經常是一片人頭攢動的盛況。 阿堯和大水都是在2021年左右迷上精釀的，幾年下來總共喝了一千多款。他們會把品嘗過的每一款酒都做記錄，包括品牌、名稱、風格、外觀、香氣、口感等等，既是給自己留存一份回憶，也用來作為交流和分享的檔案。日積月累，兩個人已是精釀賽道裡知名的博主。 大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像他們這樣的愛好者，精釀圈裡並不少見：「很多人都會記錄。我們這群人很有意思，人家去酒吧是喝酒聊天，我們是喝完了酒不說話，都在那裡記錄。我有兩個朋友，記得比我還詳細，其中一個連某年某月幾點喝的都會標註，還要寫上一大段點評。我們管這個叫『學究型喝酒』。」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類似的筆記隨處可見。人們樂於嘗試精釀、了解精釀，不僅出於單純的口腹之慾，更是對一種潮流的追逐。2023年，小紅書官方聯合120家精釀門店推出「酒鬼地圖」活動時，許多人戲稱其為City Drink路線，成為繼City Walk之後又一個新興生活方式的代名詞。 隨著精釀人群的擴展，阿堯經由自媒體所收穫的關注也轉化為一批興趣相投的朋友。每個周五的晚上，他都會約上三五個人到酒館喝上幾杯，除了店裡的酒，大家還會帶上自己喜歡的罐裝精釀，互相品鑑。他們原本素不相識，完全因酒結緣，頗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況味。 「最近還發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前段時間我到蘇州開會，一些朋友知道我去了，就聯繫了當地的酒吧老闆提前給我點了酒，結果我到了以後發現點了一堆，我一個人根本喝不動。後來我拿著帳單找他們，誰給我點的最多、誰點的度數最高，一個一個算帳。」 在這個意義上，阿堯將精釀看作生活的一扇窗口。他是航空航天領域的一名博士，平日裡科研任務重，基本沒有太多時間社交，熟識的人也有限。如果不是精釀這樣一個介質，雖然倒也不至於孤單和無聊，但無疑會錯失一個非常珍貴的朋友圈。「這個圈子裡面，很多人都是很可愛的。」他說。 有人以酒會友，也有人以友會酒，四川旅遊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付路與精釀的最初接觸即源於一次朋友聚會。「那是2008年，四川剛經歷過一場大地震，大家突然覺得應該好好珍惜生命、珍惜生活，所以就說聚一聚。吃飯的時候，偶然喝了一個德式小麥，口感、濃度、香味都跟平時的啤酒不一樣，當時給我們幾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心裏面也有個疑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因為我的專業是貿易經濟，就從這個角度入手查了一些資料，結果慢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七年一晃而過，如今的付路已經成了一位精釀領域的資深研究者。他還專門在學校裡開設了一堂公共選修課，講授「啤酒文化與品鑑」。在他看來，精釀的火熱幾乎是一種必然：「它是在我們經濟發展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是大家嚮往美好生活的一個折射。」 成長曆程 付路入坑的那一年，也是精釀種子落地中國的起點。 其實更早一些，國產精釀生產線1992年就研製成功了，然而礙於生產效能的有限以及消費者的認知不足，並未形成真正的市場。很長一段時間裡，精釀都只是一些高檔酒店、餐廳裡的「特供」，直到一個名叫高巖的人出現。 高巖，江湖雅號「高大師」，被視為中國的「精釀教父」。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喝到了當地的精釀，立馬被深深吸引，恰巧一個朋友搬家時留下了一套釀酒設備，他便學著自己釀造。起先只是好奇，試圖弄清楚精釀的製作過程和工藝，順便節省掉一部分喝酒的開銷，後來他發現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做出任意一款心儀的啤酒乃至全新的風味。 2008年，高巖帶著這個想法在南京成立了本土第一個精釀工廠「歐菲啤酒」。2011年，他還寫了一本書，詳細介紹了啤酒的基礎知識及釀造方法。在他的啟蒙和示範之下，國內形成最早一批精釀愛好者，其中一些人也開始摸索著推出自己的廠牌。 不過就像王中卿去過的那家小店一樣，彼時的國內精釀基本是作坊式的。而且由於啤酒產能過剩，有關部門出臺了政策，要求新建啤酒廠必須滿足「每小時1.8萬瓶灌裝能力」，按照這個標準，沒有一家精釀是合規的。 人稱「王廠長」的王睿，2009年花掉所有積蓄創建了「豐收酒廠」。為了保住自己的心血，他反覆研讀政策，還請教了朋友，最後真的找到一道空隙——只要生產桶裝就能避開所有限制。由此，他成為第一個申請獲得資質的生產者，更為同行們打開了一扇大門。緊隨其後，北京的「沫顏」、武漢的「拾捌」、成都的「美西」、貴陽的「行匠」等都通過了許可審批。 這些廠牌集中誕生於2012年及其後的兩三年。也是在2012年，全國超過20個城市成立了精釀啤酒協會，組織起的人群規模過萬。因此在圈子裡，這一年被公認為中國精釀元年。 雜誌《喜啤士》、公眾號「啤博士」和App「酒花兒」也在那之後相繼面世。它們都是愛好者自發搭建的平臺，不僅成為同道之間彼此交流的渠道，更為精釀文化推廣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那個時候的精釀人，就像一群少年，懷揣一腔熱情，同時渴望著被看見和接受。 這個夢想並沒有讓他們等待太久。根據歐睿國際的調查統計，中國的工業啤酒行業2013年達到頂峰，產量和銷量均突破5000萬千升，隨後則步入下滑軌道，連年萎縮。出讓的份額恰好給了精釀絕佳的良機，於是一個迅猛的發展階段在2015年後開啟了。 資本也逐漸遞來青睞的目光。2016 年伊始，熊貓精釀拿到超2000萬元融資，標誌著精釀成為獲得認可的一片市場藍海。各大啤酒巨頭更是紛紛下場，投身於這場新的競爭。百威就是其中的一個先行者：2017年，它們在武漢的啤酒工廠中增設了一家廠中廠，生產旗下的「鵝島」精釀。 百威亞太精釀事業部供應與釀造副總監張小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在精釀業務上的布局很早就開始了，只是最初並沒有那麼被外界看重。「包括我們剛剛建廠時，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驚訝於大廠怎麼也涉足這一行，甚至懷疑我們生產的是不是就不能叫作精釀了。但這麼多年下來，大家發現我們並沒有背離他們對精釀的理解。而且無論是生產標準、質量把控，還是供應鏈的管理、銷售端的運營，我們都有著成熟的經驗和明顯的優勢，對於許多小廠來說是具有啟發和借鑑意義的。」 事實的確如此。在百威之後，青島、燕京、嘉士伯等都陸續更新了自己的產業鏈，大廠們的加入非但沒有擠壓掉獨立廠牌的生存空間，反而帶動了整個精釀市場的活力。到2018年，國內精釀廠商已增長至848家，總體銷量也上升到了82.9萬噸，屬於精釀的春天終於降臨。 精釀的本質 儘管經歷了狂飆突進的生長，精釀這顆種子已然紮根發芽，但尚未抵達開花結果的程度。對照歐美市場10%—25%的佔有率，精釀在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甚至比這段路更為修遠的，還在於對精釀文化的認知與理解。 單是關於精釀的辨認便足以難倒許多人了。啤酒本身就是品目繁多的酒種，原料、輔料、工藝、產地等任何一個環節皆可以決定其風格，僅美國啤酒裁判認證體系BJCP編寫的《世界啤酒分類指南》中就總共羅列了34個大類、114個小類。精釀作為啤酒的一種，同樣有著千變萬化的譜系，像通常總能見到的世濤、波特、古斯、西打、IPA、皮爾森等等，不過是一些大的類別，順著每一個維度向下摸尋都能發現更為複雜的細分。 當然，所有劃分都可以歸於最為基礎的三種，分別是上發酵的艾爾、下發酵的拉格和自然發酵的蘭比克。但這依然不足以解釋精釀，比如大部分精釀屬於艾爾的範疇，卻並非所有艾爾都是精釀。 即使是美國釀酒協會對精釀所做的描述也沒能給出清晰的判斷方法，而更多地只是從產業角度予以區分：年產量不超過600萬桶、酒廠保持一定獨立性、不使用輔料釀製。中國酒業協會的標準與之類似：小型啤酒生產線生產、釀造過程中不添加和調整與風味無關的物質、特點突出。 其實從誕生的那一刻起，精釀就沒有過明確的專屬定義。它是社會思潮和青年運動的產物，因此更像是一個文化概念。正如阿堯對《中國新聞周刊》所言：「精釀是反叛，是自由，是多樣。」 現代意義上的精釀起源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那是左翼高漲的時代，一群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面對日漸乏味的生活、消費社會的到來以及越南戰爭給年輕人帶來的心理焦灼，掀起了嬉皮士運動，反抗主流的、精英的、技術的、物質的社會。在這場運動中，他們流浪、群居，過著一種回到史前的生活，自己種菜也自己釀酒。就這樣，精釀誕生了，它以傳統的配方和釀造手法對壘著大企業壟斷、大規模生產的工業拉格啤酒。 事實上，工業拉格曾經是進步的產物。由於發酵需要低溫，其在人工製冷出現以前只有個別地區依靠個別天氣才能釀造。工業時代的到來解決了這個難題，不僅提升了生產數量和速度、降低了成本，還通過滅菌法與灌裝技術的應用延長了保質期限和運輸效率。於是，這種清淡純淨、低度易飲、價格便宜且口味穩定的啤酒開始成為市場主流。 但人類文明的進程常常是一個輪迴。在工業化全面統治世界幾十年後，人們又厭倦了工業拉格的千篇一律，懷念起古老的、手工釀造的啤酒。所以當嬉皮士風潮退去，精釀並沒有隨之偃旗息鼓：1976年，加利福尼亞成立了一家小酒廠，專注釀造波特、世濤和淡色艾爾，真正吹響了精釀革命的號角；1978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又籤署了一份法案，給予個人和小型酒廠合法化身份，進一步推動了精釀的發展。 「本質上，精釀是復古。它和文藝復興很像，都是借著歷史的東西進行創新的個性化表達。」大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它和其他酒類最根本的區別。」 構建自己的精釀文化 不過，了解精釀背後的來龍去脈並不意味著要形成某種原教旨式的「信仰」。 隨著受眾的不斷擴展，精釀的圈子裡如今正在生出一些鄙視鏈：入坑早的玩家嫌棄剛進門的「小白」，喝進口的嘲笑喝國產的，喝苦啤的看不起喝果味的，喝小眾廠牌的瞧不上喝大眾款式的。通常，這類人被稱作「精釀警察」。 大水認為，這樣的傲慢與偏見實際恰恰違背了精釀精神：「既然精釀是個性的，那麼也應該是包容的。釀造者們之所以那麼辛苦地去探索多種風格，就是希望儘量滿足不同的品飲需求和喜好。」而且他覺得，只有足夠多、足夠豐富的消費者才能刺激和帶動市場，讓大家喝到更好的酒。 在付路看來，年輕化、大眾化乃至女性比例的提升都是愛好者今後需要面對的現實。它既是精釀的特性本身所決定的，也是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與其彼此反感與爭吵，不如一起探索一套共同認可的認知理念和價值體系。「未來，我們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精釀文化。」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而這種文化似乎已經出現了一些可能性和方向。 例如近些年來，類似「年輕人不喝酒了」「年輕人拒絕酒桌文化」之類的話題在網上可以經常看到。但與之相對的是，年輕人在精釀上表現出的興趣和熱情卻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36氪旗下的「後浪研究所」在對18—40歲群體的抽樣調查中發現，所有酒精飲品消費裡，啤酒以51.1%的絕對優勢位居榜首；中研普華研究院發布的《2025—2030年中國精釀啤酒行業競爭分析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則進一步顯示，整個精釀市場的銷售額有65%都來自Z世代(1995—2009年出生)。 對此，張小閩有著更加直觀的感受。2022年，她調去了百威在莆田新開的精釀酒廠工作，並參與創立了福建本土高端精釀品牌「059海岸線精釀公社」，通過與顧客的近距離接觸，發現許多在校大學生已經成為精釀消費的主要群體之一。 「所謂酒文化一定是你真正喜歡這個東西。」阿堯覺得，這並不難以理解，因為以往的酒局、酒桌很多時候不是以酒為中心，只是藉此達成其他目的，精釀最大的不同是，它只取悅自己。 而在大水看來，年輕人對精釀的偏好還體現著一個重要的時代徵候。「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很多人脫離了自己的故土，除了上班面對同事，下班就是一個孤獨的宅在家的人。有了精釀酒館之後，這件事情是有很大改觀的，這也是它在一線城市發展得尤其好的原因。」他將精釀酒館比作這個時代的茶館，大家願意花幾十塊錢去消費，不一定是為了喝那杯酒，而是去喝一個場景、喝一個社交的氛圍感。 「以前的人去茶館，旁邊那個人可能完全不認識，但就能瞎聊，從國家大事聊到街坊鄰裡，這就是中國人的社區文化。精釀酒館的興起，其實彌補了我們這一代人缺失的社區文化。」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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