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人都養成了開倍速聽播客、有聲書和其他在線內容的習慣。對年輕人來說,這也許已經成了常態。舉個例子,一項針對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學生的調查表明,89%的學生會把在線講座的錄播視頻調成倍速觀看。同時,有許多媒體文章描述了倍速瀏覽的普遍性。 開倍速的好處顯而易見:你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消費更多的內容,或者通過反覆觀看同樣的內容來加深理解。 這在教育層面尤為重要,因為學生可以騰出時間去鞏固知識、做模擬考試等。而且,開倍速或許也可以讓人全程集中注意力、全情投入,避免走神。 但這樣做的壞處呢?其實也不少。 研究人員發現,一個人接收到口語信息並形成記憶,需要經歷三個階段:編碼信息,存儲信息,以及之後的檢索信息。在編碼階段,大腦需要一定的時間去處理和理解剛剛輸入的語音,大腦必須實時地從記憶裡提取出字詞以及它們的語境含義。 人們的講話速度通常在每分鐘150詞左右,即便語速達到它的兩倍(300詞/分)或三倍(450詞/分),也是在人類可理解的範圍內。但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所形成記憶的質量和持久性。 我們接收到的信息會被臨時存儲在一個名為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記憶系統裡。它可以將大量的信息進行轉換、組合,並形成可存入長期記憶的形式。由於工作記憶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我們短時間內接收到太多信息,可能會超過它的負荷。這會導致認知過載和信息流失。 倍速瀏覽與大腦信息提取 近期,記憶研究領域的一項薈萃分析調查了24項關於學習講座視頻的研究。這些研究的設計各不相同,但總的來說都把參與者分為了兩組,其中一組原速(1×)觀看講座視頻,另一組開倍速(1.25×,1.5×,2×和2.5×)觀看同一個講座視頻。 與醫學中用於檢驗療效的隨機對照試驗一樣,參與者被隨機分到了兩組中的其中一組。觀看視頻後,兩組完成了同樣的測試,以檢驗他們對視頻材料的掌握程度。這些測試要麼要求他們回憶信息,要麼用選擇題考察記憶,或兩者結合。 這項薈萃分析表明,以越高的倍速看視頻,測試表現越差。1.5倍速的影響微乎其微,但2倍速及以上的影響顯著。 具體來說,如果一批學生的平均分是75%,且通常情況下會上下浮動20%,那麼把觀看視頻的速度提到1.5倍速則會把平均值拉低2%。而2.5倍速則會導致17%的降幅。 老年群體 有趣的是,該薈萃分析中的一項研究還調查了老年人(61~94歲),結果發現他們比年輕人(18~36歲)更容易受到倍速看視頻的影響。這也許反映了記憶容量在健康人群體中也會隨著年齡而衰減,這表明老年人更應該原速觀看甚至減速觀看視頻來彌補不足。 不過,我們尚不清楚是否可以通過頻繁地開倍速播放視頻來減少它帶來的壞處。也就是說,有一種可能性是年輕人只不過是更經常開倍速,因此能更好地應對增加的認知負荷。同樣,這也意味著我們無法確定年輕人是否可以通過經常開倍速來減輕這種行為對信息記憶能力的負面影響。 另一個尚不明確的點是,開倍速播放視頻是否會對心智功能與大腦活動造成長期影響。理論上,這些影響可能是積極的,比如提高一個人應對認知負荷的能力。這些影響也可能是負面的,比如更大的認知負荷可能引發精神疲勞,但我們仍然沒有科學證據來解答這些疑問。 最後一個現象是,雖然開1.5倍速不會影響記憶能力,但是有證據表明人們的觀看體驗會有所下降。這也許會影響到人們學新東西的動力和體驗,可能讓他們找到更多藉口來逃避學習。另一方面,開倍速已然成為常態,因此也許當人們習慣這樣做之後,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希望我們在未來的幾年裡能更好地理解這些過程。
北京8月11日電 題:李約瑟與中國抗戰有哪些少為人知的故事? ——訪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劉曉 記者 聶芝芯 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1943年至1946年間赴華考察,走訪300多所大學、科研和企事業機構,目睹中國人「雖國難當頭、科研不輟」。他用鏡頭和文字記錄了怎樣的中國抗戰精神?他為何被中國人稱為「雪中送炭的朋友」? 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教授、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劉曉,近年對李約瑟的一手戰時文獻進行了梳理與研究,近日就此接受「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1943年正值中國抗戰,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為何要冒險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 劉曉:李約瑟於1943年2月到達昆明,其來華計劃經過長時醞釀。最早可追溯到1939年與中國留學生魯桂珍的接觸。通過她,李約瑟了解到悠久燦爛的中國文化,激發他對中國古代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興趣。 全面抗戰自1937年打響,魯桂珍老家南京遭受大屠殺。李約瑟夫婦非常了解中國人民的苦難,曾向中國使館請求赴華訪問。但在戰況危急關頭,李約瑟實際上無法成行。 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正式宣戰,英國開始重視英中之間的關係,李約瑟隨之進入高層視野。由於科學的中立性以及在戰爭中的重要價值,其外交作用顯現。李約瑟作為劍橋大學教授和皇家學會會員,正式獲得外交官身份,擔負起戰時外交工作。 穿軍裝的李約瑟。受訪者供圖 記者:李約瑟目睹中國人在艱苦環境下搞科研,為抗戰出力,中國人的戰時精神面貌如何打動李約瑟? 劉曉:李約瑟最初懷著同情和援助的心態來華,但他看到中國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在極為艱苦條件下,依然保持頑強的意志和高昂的熱情,他逐漸從感動到敬佩,發自內心支持中國人民。 昆明是當時中國重要對外通道,聚集眾多重要機構。李約瑟參觀了南遷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看到該所完全轉向戰時工作,設有光學工廠,給盟軍空軍製造水晶振蕩片。他們從美孚油桶上剪下一片片馬口鐵皮圓盤,用榔頭敲打成薄片,然後放在腳踏機械上令其飛速旋轉,便可切割水晶。 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實驗室,李約瑟看到:細胞核染色用的蘇木精買不到,就從雲南土產蘇木中提取;顯微鏡的載片不夠,就切割被空襲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他還得知,物理學家趙忠堯用冒著生命危險,從北平清華大學帶出來的50毫克鐳,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元素實驗,他認為這代表了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中央防疫處」生產抗戰急需的血清和疫苗,成功試製青黴素。在李約瑟看來,疫苗工廠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首史詩」,瓊脂通過特殊處理而能夠重複利用,是最體現防疫處頑強精神的典型做法。 本想潛心從事科學史研究的李約瑟「覺得道義和物質援助的需要太迫切了」。因此在抵達重慶後,李約瑟向英國文化委員會撰寫報告,提出成立中英科學合作館開展援華工作。李約瑟很快收到倫敦的批准,迅速列出考察途中記錄的中國科技機構急需物品清單。 記者:李約瑟為戰時中國科學和教育做了什麼,而被中國人稱為「雪中送炭的朋友」? 劉曉:抗戰後期,古老中國的新生科學力量近乎「奄奄一息」,李約瑟首要任務是鼓舞士氣和提供急需援助。 經倫敦批准,李約瑟可利用「駝峰航線」運送中國科學家急需補給。他在來華的美軍運輸機上分配到足夠空間和噸位,按其要求從加爾各答採購的物資便會運來,至少每周一次,由英國政府承擔運輸費用。中國後方的大學也受益於英國饋贈。 這些物資包括科技圖書、期刊、縮微膠捲和科學儀器。許多散布到窮鄉僻壤的大學和機構,大量藏書丟失,李約瑟贈送的6775冊圖書無異於雪中送炭。167種英國科技、醫學雜誌以縮微膠捲的形式送到中國。科學合作館為中國大後方的實驗室提供緊急科學器材供應服務,辦理了333份訂單,對維持科研活動作出切實貢獻。 李約瑟在戰時條件下重建了科學的聯絡渠道。他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介紹每次旅行看到的不同地區的科學技術概況,中國《科學通訊》等刊物被送到西方散發或轉載。他還直接推薦中國研究論文向國外著名刊物投稿,向西方推送了139篇手稿,接受率達86%。 他還為中國科教機構提供諮詢意見。在重慶,他的團隊至少做過100次演講,在旅行途中共計做過123次科學講座。這些講座中除了學術內容外,還有關於戰時科學的動員、加強國際聯絡等切中要害的建議。 1943年李約瑟、吳作人在敦煌合影。受訪者供圖 記者:二戰結束後,李約瑟推動「以科學促和平」、推動國際科學合作。中國之行產生何影響? 劉曉:李約瑟的戰時來華使命中,推動國際科學合作一直佔據優先位置。他認為,此次大戰催生了一種不同以往的國際科學的有組織聯絡,即「科學合作館」。 他到昆明發表的第一場演講即關於科學的國際合作,將最先進的應用科學與純科學,從高度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輸送到工業化程度較低的東方國家。中英科學合作館設於大後方重慶,協助中國科學家開展正常的科學活動,改善工業落後狀況。戰後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決議,全球範圍內多處科學館設立,均在較不發達地區。 李約瑟在重慶期間,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建立真摯友誼,發自內心地認同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抗戰勝利之際的北方之行,他就有親自前往延安的考量。李約瑟被視為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1949年後成為中國與西方聯繫的重要紐帶。 記者:您對李約瑟及抗戰時期中國科技史的研究,足跡跨越東西,發掘出哪些新資料? 劉曉:這項研究工作結合李約瑟的日記和照片,圖文並茂展示戰時中國科學的全景,完成《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一書。我們從英國李約瑟研究所收藏的1400多張相關照片中,選用了800多張,很多照片是首次與公眾見面。 通過整理和解讀李約瑟的一手戰時文獻,包括論文、日記、報告和通信,我們重新釐清了一些重要問題,例如李約瑟身份權限、物資保障,也對其來華路線進行勘誤。 從中我們看到李約瑟逐步深入認識中國科技、文化的進程。他通過與中國學者的交往,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國際科學合作事業也得到他們支持——許多中國人戰後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 更多的人,在以後更長的歲月中為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提供重要幫助。1982年9月,李約瑟訪華時談及擬籌建東亞科學圖書館,數日內即得到愛國華僑捐款64萬英鎊。同年10月23日,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召開,《中國科學技術史》被評為自然科學一等獎,李約瑟是首位獲此獎的外國人。(完) 受訪者簡介: 劉曉。受訪者供圖 劉曉,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教授,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李氏基金訪問學者,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近現代科技史、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中國科學院院史,著有《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何澤慧傳》《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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