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芳辭去中信銀行非執行董事、董事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主席及委員職務
2025-11-21 08:50 4,136次浏览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增強國內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和包容性」，為下一階段資本市場改革發展錨定兩大任務。這一部署既立足當下市場生態的優化，又著眼服務實體經濟的深層需求，彰顯了對資本市場的重視。 資本市場想要有吸引力，需要為投資者帶來合理的投資回報。今年以來，A股總市值突破100萬億元、主要股指持續震蕩上行；新「國九條」和資本市場「1+N」政策體系落地後，「鐵公雞」扎堆的現象逐漸減少，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拿出「真金白銀」加大分紅回饋投資者。投資者獲得感提升，直接帶動了市場交投活躍。 上市公司是市場之基，其質量直接關係到市場投資回報率。接下來，應繼續提升上市公司投資價值，在優化完善上市公司監管制度的同時，進一步推動上市公司加強自我管理，擰緊「質量閘門」，推動企業藉助併購重組提質增效、提高核心競爭力，鼓勵上市公司運用好回購、增持等工具積極維護市場穩定，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強，持續成為「價值創造者」。 如果說吸引力是「築巢」，那麼包容性便是「引鳳」。當前，我國正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加快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支柱產業。在此背景下，增強包容性要求以更開放的姿態積極擁抱各類企業，尤其是代表「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科創企業。近期，科創板迎來新一輪改革，實施「1+6」政策，在科創板設置科創成長層……一攬子更具包容性的制度推出，為更多雖未盈利但科技含量高、發展潛力大的企業打開了資本市場大門。 當然，增強包容性絕非是簡單的「降低門檻」，而是與市場自身升級相匹配，形成正向循環。近5年，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新材料行業上市公司營收複合增長率分別達12.5%和17.9%。這些硬科技企業不僅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多成長型投資標的，更推動資本市場自身結構、效率向高質量轉型。可以預期，通過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完善差異化上市標準等方式，資本市場的包容性將進一步提升。 需要看到，吸引力和包容性兩者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一方面，高質量、回報穩的上市公司為市場提供豐富的價值投資標的，改善投資預期，吸引更多中長期資金入市，市場就有了「深水養大魚」的底氣，敢於接納更多暫未盈利的科創型企業，賦能包容性。另一方面，隨著人工智慧、低空經濟、商業航天等更多前沿科技領域企業登陸資本市場，新鮮血液的注入，讓市場的價值發現功能更敏銳，吸引更多資金慕名而來。這種「投資有回報，融資有渠道」的良性循環，正是資本市場成熟的標誌。 當前，美關稅政策擾動全球金融市場，我國資本市場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因素依然較多。新形勢下，以吸引力築基、用包容性拓界，統籌推進投融資綜合改革，加快完善適應創新規律的資金形成機制，在「科技—產業—金融」的良性循環中鍛造市場韌性，將為中國經濟航船破浪前行提供強勁動力。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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