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體代表和網絡達人感受廣西崇左經濟脈動
2026-03-19 15:12 2,715次浏览2025年8月9日19:30，TRI第三空間的燈光亮起，五把擦得鋥亮的銅管樂器在舞臺上泛著金屬光澤。隨著第一個音符衝破空氣，朝音銅管五重奏《五所不能》上海站演出正式拉開帷幕。 這場融合音樂、喜劇與戲劇的跨界表演，讓現場觀眾在銅管樂器的熾烈音色中經歷了一場歡笑與感動交織的藝術奇遇。 圓號手歐陽貝俐對著樂譜皺眉搖頭，轉身卻與長號手劉銘卓用樂器玩起「對話」，低音大號手方翔宇則用誇張的肢體動作配合音符輕重，引得臺下笑聲此起彼伏。這場被樂手們稱為「用樂器說段子」的演出，將《排練危機》的原創小品搬上舞臺，三十分鐘裡，樂器調試的混亂、臨時改譜的爭執、突然忘譜的窘迫，都被轉化為充滿生活氣息的音樂場景，讓觀眾在捧腹之餘，窺見音樂家臺下的真實狀態。 特邀打擊樂手楊亦可的加盟為演出注入更多活力。在《Ricochet》篇章中，他手持馬林巴槌與銅管五重奏展開「節奏對決」，非洲鼓點與爵士銅管的碰撞，仿佛將觀眾帶入跨越洲際的音樂叢林。朝音銅管五重奏的音樂總監，同時也是駐團歌手的孫瓏菲創作的《樂光寶盒》更是全程高能，隨著旋律流轉，樂手們演繹著從古典到現代的多樣風情。 這場演出的精彩源於六位青年音樂家的深厚功底。作為芬蘭坦佩雷愛樂樂團終身首席小號，郭翔在《Jive for Five》中展現的超吹技巧，將爵士風格的靈動與古典演奏的精準完美融合，其對弱音器的巧妙運用，讓小號音色時而如絲綢般順滑，時而如火花般爆裂。 曾獲美國布魯克頓交響樂團協奏曲比賽第一名的楊煥翊，則用明亮通透的小號音色，與郭翔形成高低音對話，兩人在快速音階段落的默契配合，引得臺下樂迷興奮不已。 法蘭克福歌劇院終身圓號副首席歐陽貝俐的表現同樣驚豔。在凱裡·特納的《Ricochet》中，他以圓號模擬阿拉伯商隊的駝鈴聲，通過弱奏與強音的交替，構建出黃沙漫捲的聽覺畫卷。 而杭州愛樂樂團長號副首席劉銘卓與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碩士方翔宇組成的低音聲部，如同為音樂鋪設了彈性十足的「地基」，在《Puttin』 on the Ritz》的爵士律動中，長號的滑音與大號的穩重低音交織，重現了上世紀黃金年代的摩登風情。 這群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音樂家均在國際賽事中屢獲殊榮：郭翔是首位在義大利波爾恰國際小號大賽獲獎的中國人，歐陽貝俐包攬亞歷山大賽事冠軍與奧地利國際比賽亞軍，他們的組合被業內譽為「中國銅管界的黃金一代」。 當《Puttin』 on the Ritz》的最後一個音符消散，演出落幕，全場觀眾鼓掌熱烈。這場由TRI第三空間與朝音學院聯合呈現的演出不僅打破了古典音樂的欣賞邊界，更探索了藝術傳播的新可能——樂手們在演奏間隙穿插的音樂知識講解，讓觀眾了解到不同銅管樂器的魅力；情景化的表演則讓抽象的旋律變得可感可觸。 自2020年成立以來，這個由青年音樂家自發組建的藝術團體始終致力於古典音樂的創新表達。此次《五所不能》系列在多個城市巡演，通過喜劇內核與器樂演繹的結合，讓更多人感受到銅管音樂的魅力。演出結束後，許多觀眾在社交媒體留言：「原來古典音樂會可以這麼有趣」，「被銅管樂器圈粉了」。 當夜色中的TRI第三空間漸次熄燈，這場融合歡笑與感動的音樂之旅落下帷幕。朝音銅管五重奏用他們的創造力證明，古典音樂的生命力，正藏在不斷突破的勇氣中。而上海站的成功，也昭示著這場跨越城市的藝術狂歡將繼續傳遞青年音樂家的赤誠與鋒芒。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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