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疾控局解讀《傳染病疫情預警管理辦法》
2026-02-23 13:34 2,865次浏览■ 視點 據報導，2024年，武漢劉小姐花2萬多元參加了中公教育的培訓班，合同約定，若未能通過筆試，中公教育會退費1.7萬元。當沒能通過考試的劉小姐找到該機構時，對方表示可以退費，但1年只能退1000元，共需17年才能退完。「等我拿到這1.7萬，我都四十多歲了。」 從斬釘截鐵的「不過包退」，演變成磨磨唧唧的「不過包騙」，作為公職類職業教育培訓的頭部機構，既然承諾「不過包退」，那就不只是一句大話，而是寫在合同裡、必須履行的契約。縱觀近年來中公教育在履約上的一些忸怩舉動，可以看出，類似「不過包退」的大包大攬式發展模式，或許已經走到了盡頭。 儘管這些年的招錄人數也有增長，但仍然跑不贏參加公考的人數。數據顯示，2009年至2025年，全國公考報名人數從105.2萬增至341.6萬。這意味著，公考競爭越來越激烈。 當此之時，機構若仍以「不過包退」為標榜，勢必面臨著巨大的退費壓力。漂亮的營收數據背後，則是日後履約的「摳摳搜搜」。 為行業長久發展計，與其總是與學員上演類似「塌樓式互動」，搞什麼1.7萬元退17年，還不如針對公考培訓市場的新情況新變化，轉型求變，踏踏實實做好內部管理，目標更精準，路徑更務實，讓每一單培訓都物有所值，而不再搞粗放式大包大攬。 這也提醒市場監管應該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早在2021年，教育部等6部門就通知要求，校外培訓預收費須全部進入資金託管專用帳戶。對諸如公考費用等資金管理，也應納入相應的制度化管理。比如，可以建立統一的預付費監管平臺，方便消費者在該平臺查詢培訓機構的資金託管信息等。 說到底，針對公考培訓的問題，行業要有自律，學員要有理性，監管要將其納入制度化框架，這個規模不小的市場也才能成為一個健康、長遠發展的市場。 □胡棲安(媒體人)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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