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打卡新地標 北京多個抗戰遺址、紀念場館完成展陳提升重新開放
2026-01-19 15:07 5,142次浏览烏魯木齊8月10日電 題：探訪絲綢之路經濟帶法務區：絲絲入扣解「法結」 記者 張素 絲路飄帶、山泉河流，象徵地理相連、人文相親；和平鴿、天平、駱駝等元素，特別是採用新疆標誌絲綢艾德萊斯顏色形成一個「法」字，彰顯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一站式全過程法律服務和商事爭端解決服務、以司法之力服務保障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理念…… 近日，記者實地探訪位於烏魯木齊高新區(新市區)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法務區(下稱「法務區」)。 8月8日，記者探訪位於烏魯木齊高新區(新市區)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法務區。圖為法務區內設立的烏魯木齊國際商事爭端解決中心。 記者 易海菲 攝 2024年11月17日，中國(新疆)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一周年之際，法務區正式揭牌。這裡設有中國(新疆)自由貿易試驗區烏魯木齊片區法庭、檢察綜合服務中心、烏魯木齊國際仲裁院等功能板塊，集聚法院、檢察、仲裁、律師、公證、司法鑑定、商事調解等資源。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新聞辦公室近日在烏魯木齊組織開展集中採訪活動。記者探訪法務區內的檢察綜合服務中心時，見到某公司中國區政企業務品牌保護總監張倫，他來諮詢一起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的後續情況。 「檢察人員不僅依法保障了權利人合法權益，引導權利人實質性參與訴訟，還支持權利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主動調解。」張倫說，得益於人民檢察院向犯罪嫌疑人釋明智慧財產權侵權應當承擔的刑事、民事責任，促使犯罪嫌疑人自願賠償，「我們已獲賠1800萬元(人民幣，下同)，不僅挽回了經濟損失，更起到震懾市場的作用」。 「這起案件特點在於全鏈條打擊侵犯智慧財產權犯罪，追贓挽損力度也比較顯著。通過依法辦案，切實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部副主任智慧說。 8月8日，記者探訪位於烏魯木齊高新區(新市區)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法務區。圖為在檢察綜合服務中心，檢察官為企業代表提供法務諮詢。 記者 易海菲 攝 據介紹，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在該法務區設立檢察綜合服務中心，2024年10月9日，首批13名檢察人員進駐檢察綜合服務中心，開展來訪群眾接待、法律諮詢服務等檢察業務工作。而在法務區，司法力量「物理聚合」更激發了「化學反應」，有效提高辦事效率。 當地某藥企代表武加衝就在法務區內解決了一樁「糟心事」。客戶拖欠貨款後失聯近一年時間，毫無頭緒的他來到這裡尋求幫助。 「檢察官告訴我如何追索貨款，法官幫我聯繫到對方，沒用多久就成功調解，特別便利。」武加衝說，如今親友或同行再遇類似困難，自己都會介紹他們來法務區諮詢。 近年來，中國與中亞地區經貿往來持續深化，貿易規模穩步擴大。得益於政策驅動與區域合作深化，今年前5個月，新疆對中亞五國進出口總值超千億元，佔中國對中亞五國進出口總值的39.4%。 法務區內「中亞元素」也很常見，比如分別繪有中亞五國地標建築的時鐘高掛牆上，展示屏滾動播放中亞五國法律服務概況。 數據顯示，中國(新疆)自由貿易試驗區烏魯木齊片區法庭入駐法務區以來，累計受理涉自貿案件1902件，其中涉外案件29件，外籍當事人涉及14個國家或地區，其中中亞國家佔比17%，包括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另據介紹，新疆律師協會選派熟悉中亞國家法律與語言的工作人員，為律師開展、拓展國際業務提供指導與支持。中國(新疆)自由貿易試驗區烏魯木齊片區法庭依託新疆大學擁有的中亞五國法律庫和專業師生團隊，提供外國法律查明服務。 「烏魯木齊檢察機關還將結合法務區建設發展需求，積極探索開展涉外法律服務和檢察國際合作交流，發揮檢察綜合服務中心職能作用，為自貿區發展營造公正公開透明的法治環境。」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劉華英說。 駝鈴悠遠，法潤天山，更多新絲路傳奇還將在這裡上演。(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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