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清趕赴甘肅蘭州市榆中縣指導山洪災害現場搜救和應急處置工作時強調 全力以赴搜救失聯人員 針對性強化防汛救災工作
2026-02-23 12:21 2,841次浏览呼和浩特8月10日電 題：天幕下的穹廬：蒙古包承載遊牧人「心之所安」 記者 張瑋 清晨的內蒙古烏蘭毛都草原，薄霧還籠罩著滴著露珠的嫩草，牧場主穆仁和夥伴們就開始搭建蒙古包，為旅遊旺季擴容房間。「今天我們要搭建一個直徑5米的蒙古包。這是草原上可以拆走的房子，也是遊牧民族流傳千百年的文化。」 蒙古包，「包」即「家」「屋」之意。早在秦漢時期，「蒙古包」就以「穹廬」「氈帳」「帳幕」等名稱載於中國史籍，如《魏書》有「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向東日」的記載。 內蒙古師範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院副教授額爾德木圖介紹，蒙古包呈圓形，具有抗風抗震、冬暖夏涼、搭蓋迅速、拆卸容易、輕捷便攜的特點。蒙古包營造技藝集木工、刺繡、雕刻、繪畫等工序於一體，集民間手工技藝之大成，兼具實用性與審美性。 6月18日，內蒙古興安盟，烏蘭毛都草原碧野無限，蒙古包和牛群點綴其中。 時秀霞 攝 生活在科爾沁草原上的張博武是蒙古包營造技藝第十三代傳人。「1669年，家族第一代蒙古包製作人就開始為科爾沁鄂齊爾親王府製作蒙古包。1889年，第九代蒙古包營造技藝傳人創建了汗王氈房廠。」 張博武介紹，草原牧民搭建蒙古包會選擇水草適宜的地方，圈定範圍，安裝地板，然後開始搭建支撐「哈納」(網格狀木圍牆)，將哈納與門連接，門要向東或東南向開，再安裝「套瑙」(天窗)，以「烏尼」(傘股式輻射的椽子)連接「套瑙」與「哈納」，用毛繩綁紮固定。 「最後，安裝氈套，鋪蓋內層氈，圍『哈納』氈，包頂襯氈，覆蓋包頂套氈，系外圍腰帶，圍『哈納』底部圍氈，用繩索圍緊加固。」張博武說，在草原上，兩三個成年男子半天即可搭建完成一座蒙古包。 在位於呼倫貝爾市境內的巴爾虎草原上，一座座獨具特色的葦蓮蒙古包，讓遊人流連駐足。 據史籍記載，公元11—14世紀，在貝加爾湖和巴爾古津河流域定居的人們以狩獵、捕魚、畜牧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每年都要經歷數次遷徙。在遷徙中，人們將用灌木和樹枝搭建的窩棚或大型居住房屋，靠牛或馴鹿託運至下一個棲息地，這時的樹枝窩棚或屋子就是現今葦蓮蒙古包的雛形。 2024年8月，內蒙古呼倫貝爾，巴爾虎草原上的傳統葦蓮蒙古包。 (呼倫貝爾市官方供圖) 今年74歲的葦蓮蒙古包營造技藝傳承人斌巴介紹，一座葦蓮蒙古包大約需要4張高約1.4米、長4米的柳條包蓋，每張包蓋共需600餘根柳條、160米長鬃繩。做棚頂的蘆葦及製作包蓋的細柳條枝，一般在早春河流解凍前進行採集收割，要選取生長在河灣處紅色筆直整齊的柳條枝。 「正是由於蘆葦、柳條等植物的透氣性好，這種適用於夏天的蒙古包，不滲不漏，涼爽宜人。」斌巴說。 對於江蘇遊客史博來說，住在蒙古包裡，可以數著星星入睡，也可以迎接清晨的第一縷陽光。「推開門就能看見陽光灑在草原上，牛羊悠閒地吃草，仿佛置身於一幅天然畫卷中。」 7月13日，內蒙古呼倫貝爾，年輕的蒙古包營造技藝傳承人正在教授學生們如何搭建蒙古包。 記者 張瑋 攝 從匈奴時代開始，蒙古包就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搭蓋。根據陽光照進「套腦」外圈、「烏尼」頭、「烏尼」中間、「哈納」頭、「哈納」中間、被桌、正座墊子、東面墊子、碗架腿子等劃分時間，牧民可以有鐘點、有秩序地安排一天的營生。 「蒙古族按照太陽照進蒙古包的日影來計算時間，蒙古包就是草原上永恆的日晷，是遊牧民族心靈的歸宿與智慧的結晶。」中國文物學會專家委員會主任、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單霽翔曾在電視節目裡如是解讀蒙古包的「動靜相宜有乾坤」。(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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