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薄」之間的漢語哲學
2025-11-29 20:40 3,562次浏览6月24日下午，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縣金貴鎮保南村，36歲的「公益紅娘」馬英與村婦聯執委、入黨積極分子、青年志願者一行7人，照例開展每月兩次的入戶走訪。他們來到保南村七隊的村民家中，宣講移風易俗理念。 馬英是賀蘭縣金貴鎮去年招募的首批13名「持證上崗」公益紅娘之一。賀蘭縣婦聯主席徐曉慶介紹，為進一步推動移風易俗、倡導婚育新風、解決未婚青年婚戀難題，賀蘭縣分兩批次為全縣65個行政村和15個社區招募近100名「公益紅娘」。他們主要是村(社區)裡的基層青年幹部、網格員、信息員、返鄉就業青年，以及熱心村集體事務的村民。賀蘭縣婦聯為他們頒發了「公益紅娘」聘書。 這些「公益紅娘」活躍在各村(社區)，發揮各自熟悉村情動態的優勢，向村民開展「倡導移風易俗抵制高價彩禮」宣傳，為適婚單身青年牽線搭橋，拓寬交友渠道，搭建溝通交流平臺；引導適婚青年樹立文明、科學、理性的婚戀觀、家庭觀，倡導「低彩禮」或「零彩禮」結婚；廣泛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規，引導村民爭做婚育新風的踐行者、優良家風家教的傳承者、文明鄉風的參與者。 馬英自2020年起在村裡擔任信息員，對村民情況比較了解。響應金貴鎮號召，她成為村裡首位「公益紅娘」，投身移風易俗工作，並於去年年底當選村婦聯主任。「很高興能擔任『公益紅娘』，引導村民們樹立文明務實的婚戀觀和家庭觀，為適婚青年『牽線搭橋』。」馬英說。 保南村現有1107戶居民，常住人口1100多人。馬英介紹，截至今年3月，全村有40多名未婚青年。長期以來村裡活躍著一男一女兩名「職業媒婆」，提供有償婚介服務，每促成一樁婚事，會從彩禮中抽取一定金額作為「謝媒禮」。他們雖然熟悉本地單身青年情況，但出於盈利目的，牽線時側重彩禮高低，而非雙方感情基礎。當地青年婚嫁彩禮曾一度接近20萬元，給不少家庭帶來沉重負擔。 擔任「公益紅娘」一年多，馬英感到，改變陳舊落後婚俗觀念的關鍵在於做通家長的思想工作。 起初，部分家長認為女兒婚事是家事，彩禮高低關乎「面子」。馬英和同事們耐心勸導：「如果男方因彩禮負債，女兒婚後日子也難過。不如降低彩禮，讓小兩口輕鬆過日子，還有能力孝敬雙方父母。」這一理念漸漸被村民們接受。經過持續努力，抵制高額彩禮、倡導移風易俗的理念已在保南村生根。 馬英介紹，目前保南村婚嫁彩禮普遍降至6.6萬元。許多女方家庭還會主動陪嫁汽車，幫助年輕人開啟新生活；越來越多男青年選擇就近在金貴鎮就業安家、購置婚房。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總價10萬多元，年輕人的結婚成本降低了，有了安居樂業的基礎。2024年5月以來，村「兩委」為8戶「零彩禮」「低彩禮」結婚的青年家庭，頒發「農村婚俗新風光榮證」。 保南村的婚俗之變，離不開產業發展帶來的底氣。近年來，當地通過發展露地蔬菜、設施溫棚蔬菜產業，建成涵蓋西北特色餐飲、牛羊肉銷售的便民集市，村民收入穩步提升。馬英說，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村民們逐漸認識到，幸福生活和彩禮多少沒有關係，勤儉務實的良好家風才是家庭長久和睦的根基。 馬英介紹，保南村婦聯今年持續加強對適婚青年的公益性婚戀服務，同時積極引導「職業媒婆」轉變觀念、共同參與移風易俗工作。保南村創新接地氣的工作方式，用村民易接受、聽得進、記得住的形式，讓移風易俗理念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不斷鞏固移風易俗成果。 64歲的譚雪琴是賀蘭縣洪廣鎮廣榮村婦聯執委。因家庭變故，她獨自將兩兒兩女撫養成人。她深知普通家庭養育孩子的艱辛，主動以低於5萬元的「低彩禮」送女兒出嫁。在她看來，「彩禮應該是兩個家庭幫扶一個新家庭，而不該是一個家庭『扶貧』另一個家庭」。 譚雪琴於去年5月申請成為全縣首批「公益紅娘」，不定期走進村裡的巾幗手工車間，通過「板凳故事分享會」，向婦女宣傳移風易俗、抵制高額彩禮的理念；她和其他「公益紅娘」共同解讀移風易俗政策，用當地方言創作表演小品《彩禮風波》、拍攝短視頻《彩禮》，引導村民多渠道了解並接受婚育新觀念。 今年2月底，得知鄰居魏宗禮之子魏剛剛和曹旭東之女曹婉瑜準備談婚論嫁，譚雪琴主動到曹旭東家，促成兩家以8萬元彩禮結親。隨後，曹旭東夫婦又將這筆彩禮以現金和添置生活用品的方式，贈予女兒。 曹旭東說：「我從未想過通過嫁女兒獲得錢財，把彩禮陪嫁給女兒，是希望孩子們成家後把日子過好。村裡有了『公益紅娘』是好事，能推動移風易俗，有助於形成文明婚嫁的好風氣。」 據團賀蘭縣委統計，今年1-3月，賀蘭縣青年婚嫁彩禮平均數額為7.02萬元，較往年大幅下降。今年以來，當地有17對新婚青年「零彩禮」結婚，65對新婚青年以低於8.5萬元的「低彩禮」結婚。 為嘉獎踐行文明新風的青年家庭，6月初，賀蘭縣婦聯聯合當地13家「愛心企業」，為全縣200戶「零彩禮」「低彩禮」結婚的青年家庭發放「禮遇卡」，可在當地餐飲、化妝品、家居、婚慶服務等門店，享受不同程度的消費優惠和專屬服務。 團賀蘭縣委書記邢冰表示，在積極培育「公益紅娘」團隊的同時，賀蘭縣團組織今年著力培育「鄉村勸導員」，組織他們通過開展主題團日、發放倡議書等形式，在青年中宣傳落實婚俗新風，鼓勵倡導「零彩禮」「低彩禮」；同時開展「彩禮新聲·青年有話說」訪談，放大青年榜樣的影響力、引領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敏龍來源：中國青年報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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