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平安發布中期業績！下半年聚焦「十六字經營方針」
2025-10-30 01:34 9,549次浏览盛夏時節，在山東煙臺中集來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深海碼頭上，一艘海上浮式生產儲油船正在加緊生產，8月中下旬將交付，該船日處理22.5萬桶石油和1200萬立方米天然氣，可儲存200萬桶石油； 近日，深圳市創通易購科技有限公司的車間內，全自動化生產線上，機械臂精準抓取零部件快速組裝成巴掌大小的迷你電腦主機，仔細封裝後即將發送到世界各地； 精密組裝、性能調試、整裝待發……近日，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的15臺定製化塗裝的純電動裝載機順利完成通關，即將運往歐洲； 三個場景，映射出中國外貿企業奮力奔跑的身影，也是「中國製造」豐富全球市場的寫照。在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通脹陰霾揮之不去的當下，質量可靠、性價比高的中國產品以其強大的供給能力，滿足世界各國需求，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成為全球商品價格的「穩定器」。 今年以來，在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外貿展現強勁動力。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21.79萬億元，同比增長2.9%，其中出口規模歷史同期首次突破13萬億元，同比增長7.2%。 面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一些西方國家竟然以「過剩產能」「傾銷」等為由，對中國產品出口設置障礙，試圖將中國產品擠出國際市場。 價優、熱銷就等同於傾銷嗎？判定傾銷的標準是「低於成本銷售」，而我國企業普遍通過出口實現利潤增長，企業的財務數據給出了清晰反駁：今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為5.15%，其中絕大多數企業從事出口貿易，說明中國出口商品並沒有低於其正常價值。中國產品能夠打開全球市場，靠的是性價比形成的競爭優勢，而非賠本賺吆喝的非理性行為。 現代國際貿易理論早就說清楚了比較優勢理論，在國際貿易中，各國應專注於生產並出口那些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進口那些自身具有「比較劣勢」的商品，通過國際分工與交換就能實現互利共贏。中國出口產品的持續增長，恰恰證明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這也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這種比較優勢，根植於中國完整產業體系的協同效應。 廣東東莞，「中國潮玩之都」，全球1/4動漫衍生品、中國近85%的潮玩產自這裡。東莞石排鎮集聚著超過400家潮玩和玩具生產企業，以石排鎮潮玩中心為起點，方圓5公裡、15分鐘車程內，就能集齊「設計—打樣—生產—物流—銷售」所有環節的供應商。 憑藉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中國從容應對全球市場的多樣化需求。超大規模市場、豐富創新的應用場景、發達高效的物流體系，為企業不斷優化流程、降低成本創造條件。從日常用品，到精密設備，中國有能力提供物美價優的商品，在全球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並不斷實現從「規模優勢」向「質量優勢」的躍遷。 這種比較優勢，更是適應引領產業變革的主動作為。 中國出口產品創新底色鮮明。上半年，我國與新質生產力密切相關的高端裝備增長超兩成，代表綠色低碳的「新三樣」產品增長12.7%。 在綠色化、數位化、智能化成為全球產業變革主流方向的今天，中國出口商品的升級軌跡與世界需求深度共振，不但適應需求，更是創造需求。對供電緊張地區，針對性研發了太陽能充電手機；對沙漠地貌較多的地區，推出了防沙塵、耐高溫的發動機……創新實踐不僅讓中國產品更具競爭力，更讓中國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參與者、產業升級的勇毅引領者。 中國出口增長是中國製造業長期積累的比較優勢的自然結果，是全球產業鏈對高效供給的理性選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將不斷為世界各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為全球貿易繁榮穩定貢獻更大力量。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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