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60載 魅力新西藏）亞古：清真寺與佛寺正共享一片藍天
2026-02-04 01:24 5,371次浏览盤一盤手機換菜刀到底行不行？ 「舊手機、舊電腦換菜刀、換不鏽鋼盆嘍！」這與時俱進又略帶誇張的吆喝，您是否也曾聽過？一些閒置的「電子家當」留著無用，很多朋友會考慮出手置換，主打一個該省省該花花。那麼，其中的風險隱患您又是否全然了解？不如和小安一起盤一盤，如何「變廢為寶」又不「引火燒身」。 安全處置 守護「數字身家」 通訊錄記錄著社交網絡，聊天記錄關聯著親朋好友，相冊存儲著私密瞬間，瀏覽記錄承載著興趣偏好，地圖定位描繪著出行軌跡……一部經久使用的智慧型手機，就像一個濃縮的數字人生檔案袋，如果隨意交出，其中蘊含的信息安全風險便悄然升級。 ——帳戶信息遭竊。舊手機中存儲的個人身份信息、關聯的銀行帳戶、使用的支付或登錄密碼一旦被不法分子通過技術手段恢復獲取，可能危及個人隱私、財產安全。 ——隱私數據丟失。舊手機存儲的個人社交帳號、活動軌跡、生理數據等，若未經妥善處理，存在被不法分子用於分析機主個人特徵、社交關係、行為習慣及活動軌跡的風險，可能衍生出詐騙、身份盜用等問題。 ——工作信息洩露。舊手機中可能存儲工作郵件、會議記錄、客戶資料等敏感數據，如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恢復，可能導致工作信息洩露，給單位和個人造成損失。更有甚者，如手機曾接入單位內網，不法分子可能利用其殘留的網絡配置信息(如VPN設置)，作為入侵企業核心系統的通道。 此外，舊手機中未退出的雲端帳號還可能成為黑客攻擊的突破口。如手機曾綁定過智能家居，黑客甚至可能遠程操控家中智能設備實施竊聽竊視。 國家安全機關提示 簡單恢復出廠設置還不足以徹底清除舊手機中的個人信息，專業的數據恢復技術能輕易擊破這層屏障，回收流向的不確定性也讓這些敏感數據面臨更大的安全風險。對於個人而言，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保護自己的「數字家當」。 ——徹底清除數據。先退出手機上的所有應用程式(尤其是支付、社交媒體、郵箱等含重要數據的APP)帳戶登錄狀態；關閉手機自帶的「查找設備」功能，防止追蹤定位；最後再恢復出廠設置，覆蓋舊數據痕跡。 ——銷毀關鍵硬體。在處置設備前，務必取出手機內的SIM卡和存儲卡，並自行保管或剪毀，或確保其在正規機構處置流程中被粉碎處理，杜絕後患。 ——正規渠道回收。將淘汰的舊手機交予資質齊全的官方回收機構，優先選擇手機品牌官方以舊換新計劃、大型電商平臺的回收服務或具有國家認證資質的專業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企業。 ——培養保密意識。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在手機中存儲身份證或銀行卡照片、密碼明文等敏感信息；如確需在手機內存儲，務必使用可靠加密軟體或設備自帶的保險箱功能；及時刪除不再需要和含有個人信息的文件或圖片。 來源：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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