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焦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副總經理楊新華接受審查調查
2026-01-18 04:23 4,135次浏览在福建省寧德市周寧縣後洋村的黃振芳家庭林場管理房旁，習近平30多年前種下的三棵杉樹，如今已長得高大挺拔。三棵樹的成長，好似講述著一段點綠成「金」的故事。 1988年6月，習近平從廈門來到寧德擔任地委書記。俗稱「閩東老九」的寧德，是當時全國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習近平面臨尋找突破路徑，率領閩東加快發展、擺脫貧困的重任。 1988年寧德城區風貌。(圖源：《習近平在寧德》) 1988年7月初，習近平和地委幾位負責同志，翻山越嶺，歷時一個多月深入閩東九縣，以及毗鄰的浙南溫州、蒼南樂清等地調研。正是這次調研，「造林大王」黃振芳的故事引起了習近平的關注。 黃振芳是寧德市周寧縣七步鎮後洋村人。後洋村常年地質災害頻發，每逢暴雨，山洪傾瀉，良田被毀，村民的生活很困苦。他們一家七口人經常連肚子都吃不飽。 1983年，黃振芳開始探索創業致富之路。他貸款8萬元，帶領全家人開荒造林，開墾出50畝荒山作為試驗林，後來逐漸擴大造林面積，短短三年內，黃振芳和家人造林1207畝，為全縣之冠。 得知黃振芳在山上造了一大片林，把整個家都搬上山去了，習近平決定上山看望。 當時車子開到鄉鎮後，習近平撐著雨傘一路步行近一個小時才到山上。他看到一連好幾個山頭都是黃振芳家造的林，新種的樹苗也都長得很好，便鼓勵黃振芳繼續鼓起勁兒往前奔。 這次調研後，習近平把黃振芳的情況寫進調查報告《弱鳥如何先飛》中，指出其為寧德「發展林業提供了一條思路」。 1989年1月，習近平到周寧縣走訪種林專業戶。(圖源：《習近平在寧德》) 時隔半年，習近平再次來到林場調研。那時正值1989年元旦期間，黃振芳的林場面積又擴大了不少，他正計劃著在林下套種馬鈴薯等作物，「以短養長」。看到這些，習近平高興地握住黃振芳的手說：「你這林場搞得好，值得推廣。」這一次，習近平在黃振芳家的林場親手種下了三棵杉樹，並在《閩東的振興在於「林」——試談閩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戰略問題》一文中，深刻指出「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 黃振芳家庭林場的宣傳牌。(圖源：《習近平扶貧故事》) 黃振芳家庭林場。(圖源：央視新聞) 在習近平的重視和推動下，黃振芳成了「造林致富帶頭人」，周寧全縣掀起造林熱潮，探索在產業結構上實行「林、茶、果、藥」結合，在林地利用上實行「套種、放養」結合的「種、養、遊」一體的產業化發展模式。 「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這個後來被簡稱為「森林『三庫』」的實踐，把閩東林業發展推上了快車道。如今的閩東已遍植綠樹、漫山青翠，綠色工程惠及千家萬戶。 林茂田豐、天藍水清的「七彩」後洋村。 寧德市委宣傳部供圖 (2023年第24期《求是》雜誌刊發) 一個小山村，如同一扇窗，映射出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深邃思考和長遠布局。時光流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在祖國大地上生根、開花。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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