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鹽：以牌會友 架起兩岸青年「同心橋」
2026-02-24 13:55 5,475次浏览澎湃新聞記者 熊強 8月13日下午，澎湃新聞從大理官方處獲悉，此前在大理蒼山走失的8歲自閉症男童已不幸離世，遺體在蒼山上的一處山澗裡被發現。 8月9日上午11時40分左右，自閉症兒童王某某跟隨一個夏令營團隊攀登蒼山時，與隊伍走失。 8月10日晚間，大理市「8·9」搜救工作組發布《關於積極提供尋找走失兒童相關線索的通告》(以下簡稱「《通告》」)顯示，2025年8月9日，一名8歲男童在大理市大理鎮陽和茶廠附近走失，接報後，大理市立即組織公安、消防救援、森林消防、應急、林草、「蒼山衛士」及大理藍天、大理山地救援隊伍等多方力量開展全力搜救。 該《通告》描述，男童身高約1.2米，體型偏瘦，走失時上身穿藍白色相間上衣，下身穿深色牛仔褲，背橙色兒童背包，身上有標牌及家屬電話號碼。 隨後的幾天，當地多部門聯合開展搜救，投入了搜救犬、無人機、熱成像儀等。與此同時，一些志願者也自願加入到搜尋隊伍，連日來上山搜尋走失的男童。 澎湃新聞此前報導，當地相關部門已對此次事件中的夏令營機構「明日之光」展開調查，該機構宣稱採用自然療愈法治療自閉症孩子。 據公開資料顯示，該運營公司成立於2025年1月，註冊經營範圍為家政服務。澎湃新聞記者探訪了該涉事夏令營的大理市灣橋鎮雲峰村的辦公場地，事發後大門緊閉。公開報導顯示，該機構曾發起接收自閉、發育遲緩、多動等特需問題兒童的活動，涉事夏令營機構的負責人和老師，正在接受多個部門的調查，涉事機構由市場監管部門進行審批，未經教育部門審批。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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