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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8 10:21 7,317次浏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幾十年潛心考古發掘與研究—— 探秘周原遺址的「三重城」(賡續歷史文脈·考古故事) 人物小傳 種建榮，1972年生，陝西渭南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考古博物館)黨委書記、院(館)長，陝西省考古學會會長。他先後主持或參與周原、周公廟、清澗辛莊、澄城劉家窪遺址等考古項目30餘項，其中5項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主持完成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 在陝西省寶雞市扶風、岐山兩縣的交界處，有一處被稱為周原的考古遺址。這裡面積達30平方千米，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先周、西周時期遺址，也是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傾注半生心血的地方。 對種建榮來說，「周原遺址」像一位相識多年的老友。 找 城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周原」一詞，在古代文獻中作為周人崛起的都城曾多次出現。據文獻記載，3000多年前，居住在豳(今陝西省彬州市、旬邑縣西南一帶)的姬姓部落，在首領古公亶父的率領下，舉族遷徙到「岐下」，他們將這片肥沃的土地稱為「周原」。周人在這裡積蓄力量，最終覆滅了商朝。 種建榮介紹，周代與商代文明路徑迥異。商代以武力徵服四方，周代則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理念。「文化、民族、體制的認同，就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種建榮說。 找到傳說中的「周人聖地」，成為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共同使命。20世紀40年代，考古學家石璋如根據文獻記載的大致位置展開田野調查，由此揭開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03年，周原李家西周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西周陶範，讓周原遺址首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5年，考古隊整合多年成果，包括鳳雛建築群等重要發現，以及系統揭示的周原水網體系，讓周原遺址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然而，一個關鍵問題始終縈繞在周原考古人心頭。「都邑，肯定要有城嘛。」種建榮說，「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2020年，考古隊在分析王家溝水庫區域航拍影像時，發現了重要線索：周原地勢北高南低，水系多呈南北走向，而王家溝一條支流卻呈現出異常的東西向直角轉折。他們對照圖紙實地勘測，發現北邊還有一條平行的水渠，與直角部分形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區域。一個想法隨即在種建榮腦海中閃過——這會不會是環繞在城外的城壕？ 「如果這是城壕，裡面肯定有牆！」種建榮帶領隊員們繼續尋找，終於發現一座「小城」。考古隊循著「小城」城牆的方向向外探查，發現西牆和北牆都有向外延伸的跡象。經過勘探，一座規模更大的外城逐漸顯現，這就是後來確認的「大城」。 在對「小城」內部進行精細鑽探時，考古隊又發現了一道東西向的牆和兩道南北向的牆，在「小城」北部合圍成方形。他們將這座新發現的「小小城」稱為「宮城」。至此，周原遺址「宮城—小城—大城」的三重城垣結構完整呈現。憑藉這一發現，「周原遺址」在今年年初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圓了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夢！」種建榮說。 破 局 「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提到和周原結緣，種建榮說：「我小時候想當警察，大學期間陰差陽錯被調劑到歷史系，那時心裡不太樂意。」1996年9月，種建榮畢業後進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辦公室從事文書工作。有一次去考古工地現場，他發現考古有點像破案——根據發掘到的零散信息，對照文獻尋找答案，推理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他瞬間來了興趣，不久便主動申請加入考古隊。 2002年，種建榮加入周原考古隊。他回憶，世紀之交，儘管周原考古積累了一定成果，卻缺少能夠確證這裡是文獻記載中古公亶父所遷「周原」的決定性證據。一名考古隊員坦言：「很多學者認為這裡不是文獻記載中的都城，而是某個異姓貴族的家族採邑。」考古隊內部也出現了質疑的聲音——發掘了幾十年，這裡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面對周原性質難以判定的困局，考古隊決定到田野間找答案。從研究角度看，需要關注的應該是這附近的同時期遺址。綜合判斷後，考古隊覺得周公廟符合條件。自2004年起，周原考古隊重點開展周公廟遺址的考古發掘。考古證實，周公廟遺址正是周公家族的採邑所在，但規模遠不及周原。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的家族採邑規模應該很大，或者說僅次於「都城」。如果周公廟規模遠不及周原，那周原很大可能就是「都城」。這一發現重新堅定了考古隊對周原的信心，中斷多年後，他們再次將目光投向周原。 「重返周原」後，周原考古工作迎來了全新局面。團隊將遺址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系統研究聚落結構和功能分區，還結合手工業考古和實驗室考古成果，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 多年積累終於在2020年迎來重大突破。自這年起，周原南部區域陸續發現了一批戰國至漢代的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美陽」「美亭」字樣的陶器。《漢書·地理志》記載：「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也就是說，當年古公亶父所遷之地，可能就在漢代的美陽縣。因為陶質的東西，在當時不會經過太遠距離的運輸。此次出土陶器上的「美陽」字樣，或許能成為「周原即漢代美陽」的有力佐證。 更直接的證據出現在王家嘴區域的發掘中。2020年至2022年，考古隊在這裡發掘出一座建築面積2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築基址，這是目前所見先周時期最大的宮殿建築遺存，這個周人曾經修建的高等級建築，為「周原遺址」就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提供了關鍵證據。種建榮說：「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接 續 「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如果從石璋如先生算起，到我這裡，應該都算四代或四代半周原考古人了。」種建榮說。如今，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單位聯合組建新的考古團隊，正在接力發掘。「我們住在一塊兒，一起發掘，共享成果。」青年考古隊員閆永強說。 目前，團隊成員的年齡大多在二三十歲，除正式隊員外，團隊還吸引了很多研究生前來實習。 別看這些年輕人愛鬧愛笑，工作起來個個都很較真。剛挖出一座墓葬、正在記錄人骨形狀的王昱霖，是剛畢業的95後女生；在實驗室專注做植物遺存鑑定的周輝也是女生，去年碩士畢業來到這裡。當被問及男女生是否有室內室外的分工時，她們回答：「雖然各有分工，但都要參與田野發掘。」周輝說：「野外的工作環境雖然辛苦，但那種發現歷史遺存的震撼，用任何語言都難以形容。」去年入職的閆永強，今年「五一」假期剛結婚，婚後很快就回到了考古基地。他說：「媳婦兒支持我工作，也理解我。」 面對這些年輕隊員，種建榮很欣慰。他說，如果還有什麼需要告訴他們的，那就是：「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烈日炎炎，接受完採訪後，考古隊員又拿上手鏟，戴上草帽，前往各自的探方。 延伸閱讀 周原遺址田野考古工作是如何開展的 周原遺址位於關中平原西部，今陝西寶雞市岐山、扶風兩縣北部的交界地帶，是目前所知遺存最豐富的先周文化遺址、面積最大的西周遺址。在這裡，當時的人們從偏居西陲的「小邦周」發展壯大，最終建立了西周王朝。 周原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40年代石璋如先生的調查，至今已有80餘年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周原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對遺址範圍和內涵進行初步了解，明確了周原遺址的重要價值；1999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較為詳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2012年起，考古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導下展開；2020年至今，周原遺址在王家嘴發現了一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築，填補了以往周原遺址先周時期高等級遺蹟的空白，並發現了布局方正、規劃嚴謹的三重城垣。 人民日報客戶端 《國家人文歷史》記者 胡心雅
■本報記者 吳雨倫 中國飛盤隊今日完成了世界運動會歷史首秀，在團隊飛盤項目中以8比13憾負德國隊。近年來飛盤運動在中國從校園社團悄然興起，經歷了城市俱樂部遍地開花的繁榮，最終從街頭走向國際賽場——這支由職員、老師、學生等組成的中國隊就是最真實寫照。 25歲的李鑫今年6月剛畢業於成都大學，9月將成為德陽市一所小學的體育老師。他至今記得2018年那個夏天。在成都大學的軍訓操場上，師兄們手中的飛盤令他十分好奇。「我試玩了一次，就徹底迷上了。」彼時的他不會想到，七年後自己會身披國家隊戰袍，站上世運會賽場。 飛盤運動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1989年德國卡爾斯魯厄世運會，團隊飛盤首次作為邀請項目亮相，此後在2001年秋田世運會上成為正式項目。中國隊此前從未出戰，只因國內的飛盤運動起步較晚，就在七年前，還只是一項小眾運動。 李鑫加入成都大學飛盤社團時，整個社團僅20多人，身邊多數同班同學都對這項運動感到陌生。第一次在校園組織飛盤體驗活動時，半天下來只吸引了寥寥數人。如今，這個社團已發展到近百人規模，就連以前不理解他的朋友，也經常在朋友圈裡曬飛盤運動時的照片。 國家隊選手周安琪與飛盤的緣分始於2021年，那正是飛盤運動憑藉低門檻、強社交的特點成為都市青年運動新寵的階段。當時在運動品牌公司工作的她，偶然接觸到上海滬蛙飛盤俱樂部，瞬間被這項運動吸引。「有一個機會讓所有人在同一片場地爭奪飛盤，共享一塊盤，還能打破性別壁壘，這項運動太酷了。」 作為打工人，周安琪需要在工作與訓練間艱難平衡。她平時利用下班後和周末的時間訓練。她坦言，業餘運動員難免要面對「賺錢養家」與「追逐夢想」的矛盾，但她「願意這樣為愛折騰」。公司的支持更是讓她心懷感激：「我必須要感謝我的老闆，她給了我假期讓我有機會參加世運會，這份理解也是我堅持的動力。」 去年通過選拔進入中國飛盤隊，如今在世運會的舞臺上代表中國出戰，周安琪深知意義非凡：「這是飛盤被更多中國人看到的機會，能讓大家知道它是熱血、正規的運動。」目前，周安琪所在飛盤俱樂部的成員大部分是與她年齡相仿的都市打工人，這正是近年來飛盤運動在國內群眾基礎持續擴大的寫照。截至2024年底，全國31個省區市及港澳臺地區飛盤項目註冊協會超100家，俱樂部達900餘家，覆蓋近200個城市，高校飛盤社團增長率連續三年超過40%。 與群眾基礎同步提升的還有專業競技水平。在英國諾丁漢舉行的2023年U24世界青年飛盤錦標賽上，來自新加坡的何志豪經人推薦，成為中國飛盤集訓隊的主教練。彼時的他已與飛盤相伴19年，從18歲踏入大學校園初次接觸這項運動開始，便與飛盤結下了不解之緣。回憶起自己剛接觸飛盤運動時，何志豪坦言：「當時新加坡飛盤的發展狀況比現在中國糟糕得多，全國打盤的總共也就百來人。」 有了基礎，才有上層建築。中國飛盤隊直到2024年才真正完成組建，在此之前，甚至湊不出一支專業隊參賽。「中國這兩年的飛盤發展速度遠超預期。」何志豪對中國飛盤近兩年來的跨越式發展尤為感慨，「如果新加坡回到10到15年前，我們可能連與強隊對抗的機會都沒有，但現在中國隊在和德國隊比賽都能咬得住。」 在中國執教的一年又八個月後，何志豪坦陳，中國飛盤運動雖然進步飛速，但與頂尖水平依然存在五到七年的差距。他表示，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等亞洲飛盤水平先進的國家已形成非常成熟的培養體系，而中國還在積累探索階段；以新加坡為例，高校和中學已將飛盤列為常規體育項目，全民參與度很高，而中國在青少年基礎、賽事體系等方面仍需完善。 周安琪眼中的未來是「飛盤的蛋糕越做越大」，並呼籲更多人透過爆火現象與社交屬性看到這項運動的專業性。不過相比兩三年前，如今國內的飛盤熱潮逐漸褪去，她對此並不避諱：「初期吸引大量愛好者是好事，這是擴大群眾基礎的第一步。」在周安琪看來，那些在浪潮中沉澱下來的愛好者，「才能支撐中國飛盤走得更遠」。 (本報成都8月12日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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