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時節,在山東煙臺中集來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深海碼頭上,一艘海上浮式生產儲油船正在加緊生產,8月中下旬將交付,該船日處理22.5萬桶石油和1200萬立方米天然氣,可儲存200萬桶石油; 近日,深圳市創通易購科技有限公司的車間內,全自動化生產線上,機械臂精準抓取零部件快速組裝成巴掌大小的迷你電腦主機,仔細封裝後即將發送到世界各地; 精密組裝、性能調試、整裝待發……近日,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的15臺定製化塗裝的純電動裝載機順利完成通關,即將運往歐洲; 三個場景,映射出中國外貿企業奮力奔跑的身影,也是「中國製造」豐富全球市場的寫照。在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通脹陰霾揮之不去的當下,質量可靠、性價比高的中國產品以其強大的供給能力,滿足世界各國需求,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成為全球商品價格的「穩定器」。 今年以來,在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外貿展現強勁動力。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21.79萬億元,同比增長2.9%,其中出口規模歷史同期首次突破13萬億元,同比增長7.2%。 面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一些西方國家竟然以「過剩產能」「傾銷」等為由,對中國產品出口設置障礙,試圖將中國產品擠出國際市場。 價優、熱銷就等同於傾銷嗎?判定傾銷的標準是「低於成本銷售」,而我國企業普遍通過出口實現利潤增長,企業的財務數據給出了清晰反駁:今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為5.15%,其中絕大多數企業從事出口貿易,說明中國出口商品並沒有低於其正常價值。中國產品能夠打開全球市場,靠的是性價比形成的競爭優勢,而非賠本賺吆喝的非理性行為。 現代國際貿易理論早就說清楚了比較優勢理論,在國際貿易中,各國應專注於生產並出口那些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進口那些自身具有「比較劣勢」的商品,通過國際分工與交換就能實現互利共贏。中國出口產品的持續增長,恰恰證明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這也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這種比較優勢,根植於中國完整產業體系的協同效應。 廣東東莞,「中國潮玩之都」,全球1/4動漫衍生品、中國近85%的潮玩產自這裡。東莞石排鎮集聚著超過400家潮玩和玩具生產企業,以石排鎮潮玩中心為起點,方圓5公裡、15分鐘車程內,就能集齊「設計—打樣—生產—物流—銷售」所有環節的供應商。 憑藉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中國從容應對全球市場的多樣化需求。超大規模市場、豐富創新的應用場景、發達高效的物流體系,為企業不斷優化流程、降低成本創造條件。從日常用品,到精密設備,中國有能力提供物美價優的商品,在全球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並不斷實現從「規模優勢」向「質量優勢」的躍遷。 這種比較優勢,更是適應引領產業變革的主動作為。 中國出口產品創新底色鮮明。上半年,我國與新質生產力密切相關的高端裝備增長超兩成,代表綠色低碳的「新三樣」產品增長12.7%。 在綠色化、數位化、智能化成為全球產業變革主流方向的今天,中國出口商品的升級軌跡與世界需求深度共振,不但適應需求,更是創造需求。對供電緊張地區,針對性研發了太陽能充電手機;對沙漠地貌較多的地區,推出了防沙塵、耐高溫的發動機……創新實踐不僅讓中國產品更具競爭力,更讓中國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參與者、產業升級的勇毅引領者。 中國出口增長是中國製造業長期積累的比較優勢的自然結果,是全球產業鏈對高效供給的理性選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將不斷為世界各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為全球貿易繁榮穩定貢獻更大力量。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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