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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09 00:26 5,631次浏览釋永信涉嫌刑事犯罪，嚴重違犯佛教戒律，正在接受多部門聯合調查的消息，一經發布，輿論一片譁然。釋永信不僅可能面臨國家法律的嚴厲制裁，而且按照佛教因果報應的規律還將承受嚴重的果報。他的所作所為，不僅葬送了個人的法身慧命，而且敗壞了佛教教風，侵蝕了佛教健康肌體，破壞了出家人的社會形象，給佛教的健康傳承造成嚴重負面影響。 痛定思痛，面對釋永信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惡劣影響，我們再次深刻體會到釋迦牟尼佛「以戒為師」遺誡的慈悲用心、高瞻遠矚與重大意義。佛教四眾弟子各有其所應持守的戒律。無論是出家佛教徒還是在家佛教徒，嚴持淨戒都是個人覺悟解脫的根本、生起禪定和智慧的基礎、長養一切善法與功德的沃土。《佛遺教經》記載，釋迦牟尼佛圓寂前曾殷重告誡弟子：「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是故比丘，當持淨戒勿令毀犯。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知，戒為第一安隱功德之所住處。」佛陀苦口婆心的囑咐，清晰深刻地闡明了持戒對佛教徒，特別是出家僧人修行解脫的根本意義，應當永遠為後世佛弟子所銘記和信受奉行。 以戒為師、嚴持淨戒，不僅是佛教徒個人修行解脫的根本，而且是佛教健康傳承的根本，是佛教的命脈所系。《善見律毗婆沙》說：「毗尼藏者，是佛法壽；毗尼藏住，佛法亦住。」持戒不是佛教徒個人的私事，而是關係佛教形象的大事，是關係正法久住的大事，是關係佛教前途命運的大事。如果佛教徒，特別是肩負住持佛法重任的出家僧人，戒律鬆弛，乃至隨意犯戒、破根本戒，就必然導致整個佛教的腐化墮落，引起社會對佛教的輕視甚至唾棄，最終使佛教走向滅亡。以戒為師、嚴持淨戒，守護佛教的命脈和前途，是每個正信佛教徒，特別是出家僧眾的本分與責任。 「宗教上有造詣」是宗教界代表人士「四條標準」之一。對佛教界人士，特別是佛教教職人員來說，宗教上有造詣首先就要以戒為師、嚴持淨戒。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要求，宗教界要加強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全面從嚴治教，帶頭守法遵規、提升宗教修為。佛教界推進全面從嚴治教，提升宗教修為，首先就要提升持守戒律的宗教修為。從這個角度說，能否守好戒，不僅體現了佛教界人士的宗教修為，而且體現了佛教界人士的思想覺悟。 重視持戒修行，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中國佛教協會自成立以來始終倡導、引領全國佛教界堅持以戒為師、勤修三學。新時代以來，中國佛教協會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教，修訂完善規章制度，健全教職人員懲戒制度機制，依規依戒懲戒違規犯戒教職人員，落實違規犯戒人員通報制度，形成「一處犯戒，處處受限」的有力震懾。然而，佛教界仍然存在戒律鬆弛的狀況，佛教教職人員違規犯戒，乃至破根本戒的情況時有發生。如釋永信之流，對戒律毫無敬畏之心，放逸懈怠、追名逐利、貪圖享樂，肆意破戒，乃至墮入違法犯罪的深淵，既斷送個人前途，又令整個佛門蒙羞。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佛教團體、佛教活動場所在教職人員管理的制度、機制和具體執行方面仍存在一些漏洞、短板和弱項，佛教界內部監督機制有待進一步健全完善和落實；另一方面是一些佛教教職人員在佛教修行上放逸懈怠，在自我約束上放任自流，以致動搖佛教信仰、背棄出家發心、不畏因果、無視戒律，徹底喪失了出家人應有的操守。 釋永信的嚴重問題為全國佛教界敲響了警鐘。唯有勇於面對、深刻反省，舉一反三、引以為戒，才能把問題和錯誤轉變為促進佛教徒個人修行進步和推動佛教健康傳承的「逆增上緣」。中國佛教協會堅決擁護和支持有關部門對釋永信的依法查處，從釋永信問題中深刻汲取教訓，縱深推進全面從嚴治教，始終堅持以戒為師，深入挖掘、闡釋、弘揚佛教經典中倡導以戒為師、勤修三學的內容，向歷代嚴持淨戒、精進修行的高僧大德學習，努力營造學戒、持戒、弘戒的良好風氣，教育引導佛教教職人員深刻認識「以戒為師」的重要意義，像愛護眼睛一樣守護戒律，進一步健全完善教職人員監督管理制度機制，堅決懲戒違規犯戒教職人員，堅決清除教職人員隊伍中的害群之馬，堅定維護佛教健康肌體和清淨莊嚴形象，推動我國佛教健康傳承。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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