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當局阻礙大陸汽車入臺銷售 國臺辦：打著「安全」幌子打壓兩岸經濟交流合作
2025-11-22 03:39 5,483次浏览每年六月高考過後，高考作文題都會準時登上熱搜榜，全民熱議的背後，藏著一個深層的思考：我們到底希望通過一道作文題，考查學生的哪些素質？其實，高考作文題從來都不只是寫作測試。當我們討論「什麼是好的高考作文題」時，實際上是在追問：未來的社會中堅，該具備怎樣的思維能力和人文素養？ 作文題不只是「寫作任務」 要說清楚「好的高考作文題」，得先回到本源：作文題究竟是什麼？ 從「題目」二字，你能看到古人造字時的巧思。《說文解字》裡說「題，額也」，額頭是人臉上最顯眼的部位。「目」就更直接了，本義眼睛，後來引申出「條目」「項目」之意——比如說「目錄」，就是「用眼睛看的條目」。當「題」和「目」組合在一起，就有了奇妙的張力：「題」是框架、方向，像額頭一樣明確；「目」是細節、視角，像眼睛一樣靈活。比如寫《我的校園》，「校園」是「題」，規定了你不能寫家裡的事；但可以寫操場的樹、教室的窗——這些都是「目」的自由。這種「規範」與「開放」之間的平衡，正體現了作文題目的本質。好的作文題，就像給你畫了一個圈：圈太小，人會受限制；圈太大，人會迷茫。它得在「管」和「放」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點。 生活中處處有「題」。老師布置的「讀後感」是題，單位要求的「工作總結」是題，但作文題和這些都不一樣——它是「用文字表達思考」的專門訓練。筆者曾請教過一位前輩：「教了三十年作文，您覺得作文題最該教會學生什麼？」他說：「不是華麗的辭藻，而是『想清楚再寫』。一道好的作文題，會逼著學生把事情想明白：我要表達什麼？別人可能怎麼反駁我？」比如寫《談堅持》，平庸的題目只會讓學生堆砌例子，而好的題目會加個限定：「堅持到底一定是對的嗎？」——這就逼著學生思考「堅持」和「變通」之間的關係，從單一的價值判斷轉向辯證思考。作文題的終極目的，是培養「有邏輯的表達」和「有深度的思考」。這一點，在高考作文題裡體現得尤為明顯。 因此，好的高考作文題，就像剝洋蔥，一層比一層「辛辣」，也一層比一層接近核心。 第一層是「現象層」。比如上海卷的「專・轉・傳」，表面是在說「專業知識怎麼轉化、怎麼傳播」。考生可以舉「科學家寫科普書」「學術論文被短視頻解讀」的例子，這是最基礎的要求。 第二層是「邏輯層」。它要求考生找到事物之間的關聯：從「專」到「轉」是不是必須的？「轉」得越多，就一定「傳」得越廣嗎？有個考生寫道：「專業是根，轉化是橋，傳播是果。但橋要是建歪了，根就會被挖斷，果也會爛在地裡。」這種對邏輯關係的辨析，比單純舉例進了一步。 第三層是「價值層」。它追問的是背後的意義：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專業」？「流傳」的本質是什麼？有考生提到：「真正能傳下去的，從來不是知識本身，而是知識裡藏著的人對世界的追問。就像孔子的話傳了兩千多年，不是因為他說的每句話都對，而是因為他教會了我們『怎麼做人』。」這種思考，已經觸及了文明傳承的本質。 普通作文題可能只需要剝開第一層，而高考作文題，要求考生至少剝開第二層，能摸到第三層的，才是真正的佼佼者。 高考作文題是一份精神成人禮 有位教育專家說過：「高考作文題是給18歲年輕人的一份『精神成人禮』。」18歲是人生的重要節點，一道好的作文題，應該在這個節點上，啟發他們思考一些「必須想清楚」的問題。 它該教會學生「直面真實」。生活不是美好的童話，而是充滿了矛盾和不確定。好的作文題，應該讓學生明白這一點。它不應該只展示「崇高」「美好」，也應該讓學生看到「平凡」「掙扎」。比如寫「苦難」，不僅要寫英雄的犧牲，也要寫普通人的無奈；寫「成功」，不僅要寫光鮮的結果，也要寫背後的代價。這樣，學生走出考場後，才不會被「完美人生」的幻想迷惑，才能更從容地面對生活中的不完美。 它該鼓勵學生「保持追問」。真正的人才，不是「知道答案」的人，而是「善於提問」的人。好的作文題，應該在學生心裡種下「追問」的種子。比如面對「專・轉・傳」，追問「什麼知識值得被傳承」；面對「苦難與新生」，追問「我們該如何紀念歷史」；面對「AI與人類」，追問「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是什麼」……這些追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但很可能會伴隨學生一生，成為他們深度思考的起點。 它該引導學生「學會擔當」。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角色。有個考生在作文結尾寫道：「艾青說『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現在的我，可能還說不出這麼深沉的話，但我知道，我腳下的土地，需要我們這代人去守護。也許是學好一門技術，也許是做好一份工作，也許只是不辜負每一天的陽光。」這段話沒有豪言壯語，卻透著樸素的擔當——這正是社會需要的品質。 讓高考作文題成為「思想的種子」 高考作文題的意義，遠不止於「選拔人才」。它像一顆種子，種在每個考生的心裡，會在未來的歲月裡生根發芽，讓他們成為有思考能力、有擔當精神、有時代感知力的人。 對命題者來說，設計一道好作文題，需要勇氣：敢於跳出「安全區」，不怕被質疑「太難」；需要智慧：在規範與開放、傳統與未來、公平與區分之間找到平衡；更需要情懷：真正關心年輕人成長，關心這個國家的未來。 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是個「矛盾容器」。它不提供標準答案，而是拋出一個讓人糾結的問題，逼著考生去權衡、去辨析。在這方面，2025年全國1卷作文題就做得不錯。老舍的「開不了口」和艾青的「嘶啞歌唱」，本身就是一對矛盾：人在困境中，到底該沉默還是發聲？沉默是懦弱還是智慧？發聲是勇敢還是魯莽？這種矛盾，沒有標準答案，卻能看出考生的思維深度。 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像一架「思維梯子」：起點不高，讓大多數考生都能爬上去；但越往上，臺階越陡，越能區分出誰有力量爬到頂端。上海卷的「專・轉・傳」就很像這樣的梯子。最底層，考生可以解釋三個詞的意思，舉幾個簡單的例子——這對大部分考生來說都不難。中間層，需要分析三者的關係：「專」是基礎，「轉」是橋梁，「傳」是目標？還是說「轉」可能毀掉「專」，「傳」未必需要「轉」？能想到這一步，就已經不錯了。最高層，則要跳出文字本身，思考時代問題：在算法推薦的時代，「專」的深度會不會被「轉」的流量綁架？在信息速朽的時代，「傳」的意義是不是該重新定義？ 好的高考作文題，既要紮根當下，又要面向未來。它得讓考生聊聊身邊的事，更得讓考生想想十年後的世界，不僅關注「歷史」和「文化」，還要觸及「未來」。現在的考生是「數字原住民」，他們從小玩VR、刷短視頻、用AI，這些經驗應該被納入作文題。未來的社會，需要能和AI共處、能應對技術變革的人才。高考作文題作為「指揮棒」，應該引導學生關注和思考：技術和人文該怎麼平衡？人類獨特的創造力到底在哪裡？ 一道好的高考作文題，最終會沉澱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多年後，當考生們回憶起18歲那年的考場，他們可能記不清具體的分數，卻會記得那道題曾讓他們認認真真地思考：「我是誰？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這，才是高考作文題最珍貴的價值。 (作者：程永超，系上海市建平中學正高級教師、全國百佳語文教師)
◎寒拾 如今聊起脫口秀，可能必須先要釐清概念，即我們在聊的究竟是哪種脫口秀？ 在今天的文化環境之下，至少有三種形態的脫口秀呈現在我們面前：其一是傳統的線下脫口秀，以現場演出的形式呈現，既有演員專場也有拼盤表演的形式；其二是充斥於社交媒體中的短視頻脫口秀，通常為線下脫口秀的演出段落切片，以觀演即興互動環節為主要內容；其三則是視頻網站平臺播出的脫口秀綜藝節目。 自2017年8月《脫口秀大會》開播以來，脫口秀綜藝的節目樣態始終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到了今年夏天，先後開播的《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第二季》(簡稱「脫友2」)與《喜劇之王單口季第二季》(簡稱「喜單2」)的觀眾卻會察覺到，儘管這兩檔節目的形式與往年並無差別，但其內核似乎變味了。 越發嚴肅的脫口秀 還是喜劇嗎 儘管「脫友2」和「喜單2」都是去年才開播的節目，但這兩檔節目都與《脫口秀大會》有著微妙的傳承關係，因此二者節目模式高度雷同，都採取競賽模式，由演員們輪流上臺表演一較高下。他們表演的題材大多源於自身經歷，而節目組和觀眾會根據其講述內容和節目特色，為不同的演員貼上不同的標籤。 這些年來，無論是脫口秀演員群體還是節目本身，都有著明顯固化的趨勢。像吐槽職場話題的「牛馬賽道」和訴說生活艱辛的「窮門賽道」，今年的參賽者都已明顯過於擁擠，「低學歷賽道」的門檻則從大專學歷降到中專學歷，就連「殘障賽道」的競爭態勢都明顯比往年激烈，但演員之間的特色差異卻逐漸模糊。 而節目中的稿子，也被總結出了一套八股文般的路數。演員小塊就在節目中調侃，這些稿子「主要的架構是鋪墊和梗，有時候也會加一些犀利的觀點，但最終都會以強行升華收尾」。至於稿子中的內容，近年來撞車事件也偶有發生，像今年的節目中，就有老演員借用了其他同行三年前線下演出時的梗，被觀眾扒出來。 在這樣的情勢下，節目組似乎把帶來新鮮感的重任寄托在新人演員身上。 今年不少初登綜藝舞臺的新人都是帶著各自的獨家故事而來。像50歲的房主任，通過講述一段悲喜交加的農村版《出走的決心》衝上熱搜；為昔日同行發聲的演員嘻哈，則讓空乘著裝問題一時成了新聞話題；新疆女孩小帕則因為吐槽自己的「六婚」父親，讓「原生家庭」這個陳年話題又有了討論度。 另外，「脫友2」和「喜單2」不約而同增設了紀錄片環節，試圖將那些看似荒誕的段子在現實深度上進行開掘。於是，對雲南演員真勇口中的邊陲小鎮，觀眾的認知不再止步於搞笑的口音；安徽演員小四爺怒懟劉禹錫的當代版《陋室銘》，有了更為具象的呈現；而東北演員小奇的故鄉阜新，甚至平添了幾分文藝腔調。 即使沒有節目組的助力，演員們也會主動將表演中的話題藉助社交媒體在現實中進行延展。比如侯智元，在分享了他考研上岸的勵志故事後，表演中提到的複習期間睡覺用的浴缸，就在他的小紅書帳號中被置頂；而徐指導調侃了爺爺的草書作品之後，他和爺爺的社交媒體帳號均湧入了大批前來一睹作品真跡的觀眾。 如今，幾乎所有的脫口秀演員都在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脫口秀綜藝節目中呈現的公共敘事，與演員們臺下各自的私人敘事之間，已經形成了遠超出節目本體的互動意義。演員們會藉助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表演進行預熱宣傳，或者回應觀眾的評價，觀演雙方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沉浸於一場跨媒介敘事的體驗之中。 但是，當演員身上的人設標籤被替換成了社交媒體上的話題標籤，當節目熱度和演員人氣被指望靠粉絲點讚來託舉，當觀眾一次次從歡騰的節目現場被拖拽到紀錄片鏡頭中的清冷現實，脫口秀綜藝的內在氣質已經隱隱發生了改變。一個特別顯著的問題是，搞笑似乎已經不再是演員們贏得觀眾掌聲的唯一手段。 「脫友2」的嘉賓陳魯豫在進行點評時便指出，今年節目中的一些演員，比起「出梗」更在意的是表達。知名綜藝人馬東則在做客「喜單2」時感慨，如今的脫口秀觀點表達之重，讓他想起了自己當年策劃的《奇葩說》。甚至有演員在舞臺上自嘲寫的稿子笑點匱乏，更適合另一檔闊別已久的節目《我是演說家》。 毫不意外，這個自嘲的笑點也並沒能博得多少觀眾的笑聲。 娛樂節目 「出梗」和搞笑才是本分 今年脫口秀綜藝中表達最為集中的主題，莫過於女性。 如果說往年節目中能夠出圈的女性脫口秀演員還只是鳳毛麟角，那麼今年這一群體至少在數量上已經實現了躍升。綜合統計「脫友2」和「喜單2」兩個節目的參賽演員情況，今年登臺的女性演員多達41人，她們在各自節目中所佔比例均已接近40%。 事實上，無論是「脫友2」還是「喜單2」，都在明確強化節目的女性色彩。如果我們留意節目中投向觀眾席的全景鏡頭就會發現，現場參與節目評判投票的觀眾大部分都是女性。「喜單2」在今年節目錄製中甚至頻頻放大來自觀眾席的聲音，熱衷於與臺上演員即興互動的觀眾大都也是女性。 而在正片節目之外，「脫友2」的嘉賓陳魯豫和參賽女演員們還錄製了一檔談話類節目《豫見她們》。儘管這檔衍生節目所討論的議題全部是正片中表演內容的延伸，但是當交流的場域從表演舞臺的喧鬧空間切換到一個嚴肅的對話圓桌之上，剝離掉段子的喜劇外殼，其素材原型無一例外都呈現出傷痛感強烈的悲劇內核。 藉由眾多女性演員的表達，女性話題也已從數年前浮於表面的性別差異和口號式的女性意識，深化和細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像選擇單身生活的45歲女演員王小利，以一句堅定的「我沒有煩惱」抵抗著外界的成見；而王大刀則藉由獵豹般誇張的肢體表演，訴說女性心理的同時，消解著傳統觀念對女性的束縛。 可以這樣說，女性脫口秀演員們的表達，已經從當年控訴式的「我不要」，進化到了宣告式的「我想要」。於是，單純依靠製造性別對立來彰顯所謂女性立場的段子，儘管勉強依靠拋出挑釁式的金句，贏得現場一時喝彩，卻不可避免地因為缺乏思考價值而淪為噱頭，難以獲得真正的關注度，也最終必然會被淘汰。 並且，當同一類話題被反覆講述，固然可以令板結固化的某些社會觀念得以鬆動，至少使得一些真正關涉女性利益的具體問題不再令女性羞於啟齒而男性過度敏感，因而可以獲得討論甚至解決的機會，但同時過度密集地輸出，又是否可能讓大眾因為陷入另一種習以為常的狀態，反而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 耐人尋味的是，當女演員們將表達的重要性置於「出梗」之前，並且因此贏得評委們帶有強烈精英色彩的讚美辭藻時，節目現場觀眾席中的大眾女性群體則用手中的投票器給出了一個可能截然相反的態度。從比賽的結果來看，女性脫口秀演員的淘汰率是明顯高於男性演員的。「脫友2」進行到第三賽段結束，22名女演員中有17人遭到淘汰，在晉級的27組選手中，女性演員只剩5人，所佔比例不到19%，且在節目中實現跳段的5名高票演員無一例外都是男性。至於「喜單2」方面，節目賽程才剛過半，男女演員的淘汰率分別為28%和53%，相差之懸殊已是顯而易見。 女性話題似乎只是女性脫口秀演員綜藝徵途中的敲門磚，卻未必是墊腳石。 反觀在節目中可以順利晉級或者贏得高票的女演員，無一例外都擁有更為豐富的搞笑經驗，喜劇技巧明顯更加純熟，有趣的段子和精彩的表演才是她們贏得更多票數的前提。這樣的現實情況似乎可以說明，至少對於大眾而言，作為娛樂節目而非思想節目的脫口秀綜藝，「出梗」和搞笑才是起碼的本分。 「抽象賽道」 脫口秀世界的荒誕派文學 無論是「脫友2」還是「喜單2」，當觀眾耳熟能詳的老演員們依舊在作品的文本性和現實性層面進行深耕時，越來越多今年登上綜藝舞臺的新人脫口秀演員卻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抽象賽道」。這種「抽象」，也可以用「脫友2」嘉賓大張偉常用的點評關鍵詞「神經病」來形容，是一種很難簡單概括的節目風格。 不同於邏輯嚴謹的文本型脫口秀，「抽象賽道」的演員們時常思維跳脫，甚至以無邏輯或反邏輯來製造笑點。比如孫書恆講述大城市年輕人的心理疲憊：「家裡催婚，工作催命，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一句毫無關聯的預期違背，卻精準地將人們的精神困境從庸人自擾的煩惱中解脫了出來。 「抽象賽道」的脫口秀作品又不同於觀察型脫口秀，既不追求生活細節的真實感，又不強調所謂批判性，反而時常故意背離現實，將觀眾強行拖拽到演員們虛構的假定情境之中。比如徐浩倫和譚湘文的漫才組合，他們的作品如同高概念電影，每次都能將想像的邊界拓展至極限再令其瞬間坍塌，以此來製造戲劇性的收場。 一些演員的抽象感來自於他們過度誇張的表演風格。比如王大刀在講述一場商務應酬中的遭遇時，通過原地奔跑的動作將內心澎湃的心理活動完全外化出來，從而製造出遠超文本本身的喜劇效果。而小奇講述自己的中專生經歷時，在不同的角色之間閃轉騰挪，依靠單人的表演撐起了一臺人物豐富的小型舞臺劇。 在處理自我與現實的關係時，笑點抽象的脫口秀演員似乎並不像側重觀點表達的演員那樣有野心，他們往往更願意固守自己的內心一隅，表現得與現實更加疏離。用「脫友2」總編劇之一鳥鳥的話說，他們更像是「世界的旁觀者」，畢竟「沒有什麼問題是一段脫口秀解決得了的」。 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是極少數曾經認真探討喜劇的思想者之一。他在其作品《喜劇的本質》中論述說：「冷淡疏離的情感狀態是喜劇的自然環境。以一個冷眼旁觀者的心態看待生活，生活中很多的正劇就會變成喜劇。」脫口秀演員們的工作和人生態度，看起來很像是對這番論述的踐行。 或許我們可以將這些抽象的段子理解為脫口秀界的荒誕派文學。比如林簡七講述他和朋友種種不著邊際的奇思妙想，雖然充滿笑點卻又毫無意義，但在結尾處，當他的朋友用一句荒誕的疑問去回懟炫富者的羞辱時，這一切無意義的抽象忽然便生成出了意義——這是他們抵禦現實傷害最好的精神庇護所。 馬東在聽了林簡七的作品後點評說：「很多人會因為這個作品和這幾句話，去重新觀察我們身邊的概念，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們已經習慣接受的那個名相，到底和它的本質有什麼樣的關係。」延續這個方向思考下去，我們或許就會意識到，抽象的有時不僅是喜劇。 又或者如出身東北農村的高寒，在訴說他第一次來到高樓林立的上海時，聯想到了他少年時代作文課上青春傷痛文學的女主角——一個正在過馬路的老太太，時代和貧富的巨大落差在那個瞬間撲面而來，這樣的文本所蘊含的豐厚文學性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那一刻所有人都意識到，他口中的傷痛是真實可感的。 事實上，即使再抽象的脫口秀演員，也並未真正置身事外。抽象，就像一切其他的喜劇風格，都只是他們面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依然借用柏格森的論述，他認為喜劇的力量在於「保留人類生活事件的逼真外表的同時，向我們清晰地呈現其中顯而易見的機械性」。在他的觀念中，喜劇的意義就在於抵抗這種現實的僵硬的機械性，他稱其為「愚蠢固執的褶皺」。但他同時提醒我們，「唯獨在人類的範疇內才有喜劇」。 脫口秀也是如此，笑在人間。(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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