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九旬「小鬼」交通員林珍：從經歷烽火童年到傳承愛國薪火
2025-11-19 17:16 7,496次浏览據報導，進入8月後，某些明星演唱會一票難求的景象再度上演。某男子演唱組合所屬公司採取會員制，用戶充值298元能獲得優先購票特權，這一做法遭到廣泛質疑。在消費者第一時間上網「拼手速」的同時，「線下黃牛」與「線上代搶」等熱門演唱會常見的交易也捲土重來，不僅製造消費焦慮，也帶來個人信息洩露等風險。 人們不禁疑惑，規則本該簡單、交易理應透明的購票行為，為何仍會讓人焦慮？某種隱形權力的壓榨、剝削、不公正，這些附加於演唱會消費行為的體驗，實在讓人太不舒服。「既然買不到票，不去看不就行了？」這樣的局外人話語，顯然無法說服長期浸潤於粉絲文化中的消費者。一擁而上的搶購潮，助長了演唱會某些環節的傲慢與有恃無恐。雖有糾錯舉措，卻每每無功而返，這意味著利益之網中「暗影」的強大與根深蒂固。 在公開購票平臺上一票難求，但當有用戶加價，甚至花費數倍票價時，那些「消失」的票卻神奇地出現了。主辦方與票務平臺被指預留票源(通常20%-30%)流向二級市場，將約三成票源分給所謂「合作」黃牛，誇大「工作票」需求並將之轉售牟利，這些票務潛規則，雖屢經媒體報導並被證實，但仍頑固存在或換成新花樣繼續。票務資源掌控者的精明與貪婪，普通購票者的無奈與「待宰」狀態，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買不到熱門演唱會的票，不能簡單將其視為娛樂消費市場火爆的正常狀況，它其實是由人為營造的心理壓迫構建出來的。眾人爭搶門票，強化了明星光環，推升了其商業價值，為持續的收益奠定了用戶基礎，這便是利益相關方的核心目的。因此，除了人為製造票務的緊缺性、神秘感、並注入「抽獎」式幸運因素外，利益方還持續利用「錯過即是遺憾」的話術，刺激用戶非理性消費(如加價購票、借貸購票)，並通過羞恥綁架，灌輸「真愛粉就該不計代價」的扭曲價值觀，來操縱用戶的消費心理。這一充斥著欺騙與誘導的狂熱亂象，無法形成積極、健康的市場。 普遍存在的高額加價票，對許多低收入者和無收入者(如學生)，已構成了一種實質性的文化權利剝奪。非正規渠道的天價門票，築起一道不斷增高的消費壁壘，將一部分渴望參與的觀眾拒之門外。而所謂的「價格反映真實供需」「技術限制無法杜絕黃牛」，不過是用以粉飾的謊言，其結果是使部分演唱會異化為奢侈社交場，對公眾平等的文化消費權益造成損害。若任由此類操作長期存在，會被誤認為存在即合理，並可能被其他行業效仿，為潛規則披上一層「閃閃發光」的皇帝新裝，貽害深遠。 演唱會的熱度不減，除了粉絲對明星及其作品的鐘愛，還源於複雜的社會文化心理因素驅動：人們需要沉浸式的現場感與同在感，渴望線下互動帶來的情感宣洩與歸屬感；當孤獨蔓延時，個體亦需要在群體中尋求認同與共鳴；歌手與作品作為一種具象化的價值觀符號，觀眾通過消費演唱會，亦是對自身身份與理念的一次強效表達……然而，這些複雜而奇妙的體驗元素，正被粗暴人為的破壞手法(票務亂象)刺穿。資本與平臺的逐利本性暴露得越快、越赤裸，就越容易毀掉這塊難得再度繁榮起來的市場。 強有力的監管，不留情的懲罰，高透明度的技術保障，這些其實都不是根治一票難求問題的終極方案。最本質的做法，是督促資本、平臺、渠道、創作者等各方構成的利益共同體達成共識：真心尊重每一位用戶，珍惜他們的熱愛以及為此付出的情感與金錢，呵護他們拴繫於一場演唱會身上的夢想、願望、憧憬。唯有如此，演唱會所能承載的美好價值才會得以充分地釋放與傳承。 然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一些演唱會一票難求背後所體現的對消費者的系統性剝削，其嚴重危害並沒有被充分意識到，亦缺乏徹底根治的證據。當輿論疾呼行業弊病亟待整治時，演唱會行業理應主動起來，深刻意識到自身的責任與義務，恪守高標準的市場規則，信守與消費者憑票籤訂的「契約」，以重新構建雙方的信任關係。此舉意義重大：它所維護的，不僅是市場秩序，還關乎整個文娛行業的健康發展——有利於激活創作生態，淡化明星的商業屬性，提高演唱會的文化屬性。所以，是時候停止刻意製造「秒沒」的假象遊戲，杜絕人為的一票難求，讓演唱會回歸純粹。 韓浩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08日 07版
如果老人無兒無女，去世後遺產到底該歸誰？能不能儘可能由旁系親屬繼承？為何房產會收歸國有？近期，相關話題引發網友熱議。 記者了解到，北京和上海均有過類似判例，被繼承人去世後，由於沒有繼承人，也沒有留下遺囑，部分遺產收歸國有，由當地民政局作為遺產管理人。 北京的張女士因病離世留下100多萬元財產和一套房產無人繼承，張女士多位親戚訴至法庭要求分割全部遺產，法院判定100多萬元歸親戚，房產則收歸國有。無獨有偶，上海一位老人意外猝死後留下430萬元和一套房產無人繼承，最後法院判定分給老人堂弟130萬元，其餘遺產也收歸國有。 發生在市民張女士身後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包括存款、保險、房產在內的數百萬元遺產。由於張女士未婚未育，其父母也均已去世，其生前也未設立遺囑，遺產的歸屬成了難題。 張女士父母雙方多位親戚對簿公堂，要求分割她全部遺產，他們都認為具有繼承權，而且在張女士生前陪其看病、在生活上給予照顧等，盡到了扶養義務，應該分得遺產。 為了證實這些親戚的說法，法院主審該案的法官走訪了張女士生前居住的社區居委會。「張女士患有尿毒症，但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能夠獨立完成飲食起居。」工作人員告訴法官，實在有困難時，張女士的一位親戚和社區工作人員會幫助她去醫院。法官進一步了解到，張女士看病時，經常是這位親戚開車送她去醫院，而且在張女士去世前的病歷中，也有這位親戚作為近親屬的籤名。 另外，法院查明，張女士留下的遺產包括一套價值400餘萬元的房子，銀行存款、人壽保險金和身故後的喪葬費、撫恤金等共計100多萬元。 最終，法院根據多名親戚各自對張女士生前的幫扶情況，判決100餘萬元現金由親戚共同繼承，幫扶較多的那位親戚繼承20%份額，其餘親屬分別繼承10%。房產則收歸國家所有，由區民政局管理。 那為什麼錢款可以分配，房產卻被收歸國有呢？ 「根據權利和義務對等原則，本案中旁系親屬扶養人已經獲得了對等遺產繼承份額，因此無權再分得房產。」法官解釋，根據民法典規定，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歸國家所有，用於公益事業；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歸所在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依據這一條和本案具體情況，法院判決把房子收歸國家所有。 相關新聞 老人去世留下遺囑將房產留給外甥女 親生女兒不認 法院怎麼判？ 上海九旬老人王達(化名)早年喪偶，雖育有一女，但長期與外甥女周小冬(化名)共同居住在浦東新區的一套房子內。這套房2001年登記產權在王達和外孫女高梅梅(化名)名下，兩人各有50%份額。 多年前，周小冬從外地來上海幫襯舅舅王達做生意，和舅舅共同生活28年，照顧他日常起居，給他養老送終。2009年，王達立下公證遺囑：「百年之後，名下的房屋份額由外甥女周小冬一人繼承」。 2020年王達去世後，女兒王小曉(化名)和外孫女高梅梅不認可這份遺囑，把周小冬告上法庭。 一審法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周小冬在王達去世後60日內作出了接受遺贈的表示，應視為周小冬放棄接受遺贈，但周小冬對王達晚年的生活起居等盡了主要義務，應考慮給予其王達的適當遺產。法院一審判決，房產份額由他的女兒和外甥女各繼承一半。 周小冬和王小曉均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可了周小冬接受遺贈的表示，最終支持了周小冬的上訴請求，判決王達名下的房產份額全部由周小冬繼承。 知識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24條的規定，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後60日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 綜合北京日報、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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