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噬菌體重點專項在滬啟動 噬菌體研究進入系統化臨床驗證階段
2026-03-10 13:37 7,729次浏览日前，張女士向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反映，2023年11月她駕車右轉時，與一位駕駛電動自行車直行的71歲老人發生碰撞，當時的她的車速是25km/h，老人的車速是24km/h。一年後老人在醫院去世。 交警認定，張女士駕駛車輛轉彎未讓直行車輛先行，及老人未佩戴安全頭盔駕駛非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未遵守有關交通安全的規定而共同造成。根據過錯嚴重程度，張女士被認定為主要責任，老人被認定為次要責任。 老人去年11月死亡後，張女士被控交通肇事罪。今年6月20日，她被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鄭州片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一年。 在該案中，老人的車輛購置於2016年，早於鄭州市現行的《鄭州市電動自行車登記實施細則》。警方根據《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鄭州市公安局、鄭州工業和信息化局、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關於延長黃牌電動自行車過渡期的通告》，認定老人的電動自行車為非機動車。記者注意到司法鑑定中心的鑑定結果顯示，老人的車輛重量為96.8公斤。 張女士表示，交警對老人駕駛的車輛是否是電動自行車的認定會影響這起事故的責任劃分，進而影響案件走向。老人駕駛的車輛整車重量超過國標規定，應被認定為機動車。若老人的車輛被認定為機動車，案件責任就應重新劃分。她已對該案提起上訴，法院已受理。 8月11日，記者為此聯繫到鄭州交警，一位民警稱，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與車輛性質具體是機動車還是非機動車無關。 記者梳理發現，在多起案例中，法院對於涉案電動車認定情況不一。長期從事交通事故案件實務的北京市華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春城表示，超標電動自行車市場保有量特別巨大，涉及數億人的交通出行、財產處置，各地政府在國家強制性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施行前後，制定了相關的過渡期措施，有的地方還進行延長。 去世老人駕駛的電動車 被一審法院 認定為非機動車 在這起案件中，一審法院提到，採納司法鑑定中心對車輛的鑑定結果，這位老人的電動車屬於機動車範疇。但又同時稱，依據《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本辦法施行前已經領取通行防盜車牌的電動自行車，在有效期限內可以上路行駛，並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及《鄭州市公安局、鄭州市工業和信息化局、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關於延長黃牌電動自行車過渡期的通告》，認定老人的電動車為非機動車。 判決書顯示，交警認定，張女士駕駛車輛轉彎未讓直行車輛先行，及老人未佩戴安全頭盔駕駛非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未遵守有關交通安全的規定而共同造成。根據過錯嚴重程度，張女士被認定為主要責任，老人被認定為次要責任。法院最終以交通肇事罪判處張女士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一年。 但張女士認為，這一案件中，交警對老人駕駛的車輛是否是電動車的認定影響事故責任劃分和案件走向。 張女士表示，根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GB17761-2018)，老人駕駛的車輛車重超過55公斤，達到96.8公斤，屬於機動車。老人應該符合機動車駕駛條件，持有駕照，佩戴頭盔，在規定的道路上行駛，遵守機動車法律法規。事故判斷也應該按照機動車交通事故來認定，而不是非機動車。 日前，張女士已經對該案上訴，法院已經受理。 曾有多起交通肇事案 將超標電動車 認定為機動車 記者梳理發現，在不少案件中，超標電動自行車被認定為機動車。 焦作市馬村區人民法院發布的一則案例顯示：2022年6月20日，被告人杜某某無證駕駛無號牌立馬電動兩輪車，撞到前方由被害人王某某駕駛的無號牌愛瑪電動自行車的尾部，造成王某某受傷，雙方車輛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 王某某於2022年6月22日經醫院救治無效死亡。後經河南國信司法鑑定中心鑑定，王某某符合交通事故致顱腦損傷後呼吸循環衰竭死亡；愛瑪牌兩輪車轉向裝置、後制動裝置完整有效：前制動裝置未能有效制動：屬於非標準的電動自行車(非機動車範疇)；立馬牌兩輪車轉向裝置、制動裝置完整有效；相關參數符合機動車(電動兩輪輕便摩託車)類型標準。事故認定書認定：杜某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王某某不承擔事故責任。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杜某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負事故全部責任，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 法院認為，杜某某駕駛的電動車經鑑定符合國家標準對電動兩輪輕便摩託車定義，屬於機動車範疇，因此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相關規定。事故發生後王某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交通肇事罪、《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死亡一人」的情形，案件性質就由此升級了。 此外，記者在裁判文書網查詢到，在河南南陽一起駕駛電動三輪摩託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電動三輪摩託車也被認定為機動車。駕駛人被認定為交通肇事罪。 律師釋疑 如何認定涉案超標電動車性質？ 是否會影響責任劃分？ 按照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GB17761-2018)的規定，電動自行車是指以車載蓄電池作為輔助能源，具有腳踏騎行能力，能實現電助動、電驅動功能的兩輪自行車，其主要技術參數為最高車速不超過25km/h，裝配完整的整車質量不超過55公斤等。 現實中，為方便管理，交警把電動車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但發生交通事故時是否應該按照非機動車來認定事故責任？ 長期從事交通事故案件實務的北京市華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春城表示，根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規定，電動自行車最高設計車速不超過25km/h，車速超過25km/h，電動機不得提供動力輸出，整車質量小於或等於55公斤等。但各地情況錯綜複雜，鑑於超標電動自行車市場保有量特別巨大，涉及數億人的交通出行、財產處置，各地政府在國家強制性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施行前後，還制定了相關的過渡期措施，有的地方還進行了延長。《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2023修正)第四十條第二款規定：「本辦法施行前已經領取臨時通行防盜車牌的電動自行車，在有效期內可以上道路行駛，並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 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則認為，從技術標準層面，依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老人駕駛的電動自行車超重，應屬於機動車範疇。若認定為機動車，老人確實需要符合機動車駕駛條件，如持有駕照、佩戴頭盔、在規定道路行駛等。在此基礎上，事故認定和責任劃分也應按照機動車交通事故處理，不然對於機動車駕駛者而言不公平，可能使其承擔不應有的責任。 交警聲音 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 與車輛性質無關 8月11日，記者為此聯繫到鄭州交警，一位民警稱，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與車輛性質具體是機動車還是非機動車無關。 這位民警解釋，如果事故是因有人無證駕駛機動車導致，就是不會開車的人開車造成，是要他負責。但是如果無證的人也是在正常行駛，是其他車輛違反交通規則與其相撞，導致交通事故，那也是違反交通事故的人承擔事故責任。無證駕駛是違法，但不是事故成因。 另一位長期從事交通事故處理的民警也表示，事故的責任劃分，應當根據事故的直接原因劃分，而不是因為行為人有行政違法因素，就推定其負有事故責任。比如，無證、酒駕、毒駕也是在正常行駛，他人違反交通規則造成了交通事故，應該根據事故原因定責。無證、酒駕、毒駕等違法行為，再另外追究法律責任。但現實中，為了考慮大多數人的法感情，會給上述的違法行為定一部分責任。 這位民警補充提到，交通肇事罪終究是刑事犯罪，要有刑法上的因果關係，不能簡單因為一個行政違法行為，就判定他對事故有責任。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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