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三明繪就城鄉共美新畫卷
2026-02-01 13:42 6,462次浏览拉薩8月8日電 題：從草原到賽場 西藏傳統體育煥發新生 作者 李林 位於西藏拉薩市北郊的賽馬場上，今年52歲的羅輝輕撫著一匹退役賽馬的鬃毛感慨道：「馬兒啊，你老了，我也老了。可咱們對這草原、對這馬背的情分，一點沒變。」 圖為西藏拉薩市北郊賽馬場上，羅輝和馬兒交流感情。李林 攝 圖為西藏拉薩市北郊賽馬場上，羅輝和馬兒交流感情。李林 攝 來自西藏昌都的羅輝，是西藏馬術隊第一批隊員。與馬相處近40年，他參與、見證著西藏馬術隊馬背上的榮耀，更親歷了傳統馬術從草原民俗走向廣闊賽場的新生之路。這份與體育相伴的歲月，早已在他心底刻下無法替代的印記——對他而言，體育不僅是事業，更是融入血脈的熱愛與堅守。 在雪域高原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馬是牧民的生命與翅膀」，足以見得在高原上，人與馬之間的特殊感情和歷史情結。雖然社會在發展、科技在進步，但大家對馬和賽馬運動的熱情絲毫沒有消減，每逢重要傳統節日，賽馬仍是不可或缺的民俗活動，馬蹄聲裡藏著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 現任西藏自治區社會和民族傳統體育指導管理中心副主任的羅輝回憶：「正是有著這樣濃厚的文化氛圍和廣泛的民眾基礎，1986年，西藏自治區馬術隊成立了。」彼時，13歲的羅輝作為首批隊員之一，前往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接受專業的馬術訓練。第一次離家千裡，他除了需要習慣新環境外，還要克服氣候等不適條件。經過一年多的鍛鍊、集訓，羅輝和隊友們緩緩推開西藏馬術隊發展的大門。「『鮮衣怒馬少年時，不負韶華行且知』是那時大家最好的寫照。」羅輝說，少年時對馬術的執著，如今已沉澱為對民族體育事業的深沉責任。 「1987年底回到拉薩後，我們通過匯報演出讓大家看到了集訓的成績。」羅輝介紹，同年，西藏馬術隊代表西藏出徵了第六屆全運會，並取得了馬術場地障礙賽團體第三名的好成績。「現在，馬術隊主要分為競技隊和傳統隊兩支隊伍。到目前為止，拿了88枚金牌、142枚銀牌、88枚銅牌。」談及這些榮譽，羅輝的眼神裡滿是自豪，「每一塊獎牌都凝聚著幾代體育人的心血，這是我們用熱愛和堅持拼出來的。」 2011年，在原西藏馬術隊的基礎上，西藏自治區社會和民族傳統體育指導管理中心成立。隨後，羅輝和同事們開始收集、整理豐富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形成統一規則的同時，通過培訓基層指導員、創建民族傳統體育特色學校等舉措，推動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普及和推廣。「西藏的民族傳統體育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但很多項目都是民眾自娛自樂，沒有大範圍普及、推廣。」羅輝介紹說，2018年啟動送體育下基層活動後，西藏馬術隊每年會去4至5個縣(區)、鄉鎮表演，把精彩的馬術表演節目送到老百姓家門口，「看著鄉親們為馬術表演歡呼時，我就覺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這才是民族體育該有的樣子，要紮根大地，貼近人民。」 在全民運動健身熱潮的推動下，西藏拉薩賽馬場成為市民健身運動新去處。馬術、籃球、羽毛球、輪滑……賽馬場裡，既有專業隊員的馬術訓練，也能遇見帶著孩子體驗輪滑的家庭，傳統與現代在這裡交融，體育的活力感染著每一個人。 「這條西藏民族傳統體育的普及推廣之路，我們已經走了十多年，成果開始慢慢顯現。」羅輝坦言，作為一名老體育工作者，無論是對馬術的熱愛，還是對民族傳統體育的情懷，都已經深深烙印進骨子裡。「未來，我和同事們將帶著這份熱愛，繼續走下去。」 據西藏自治區體育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西藏自治區體育場地9189個，體育場地面積724萬平方米，西藏自治區人均體育場地面積1.96平方米。(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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