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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22 23:24 9,934次浏览濟南8月14日電 (孫倩 孫婷婷)立秋時節，臨沂市臨沭縣青雲鎮盧官莊村的玉米地連綿成片，一架無人機正低空飛行，進行噴藥作業。60多歲的村民盧洪真站在田埂上，望著農田感慨道，「我們把土地託管給金豐公社農業服務有限公司，每畝地除了保底收入800元(人民幣，下同)外，年底還有分紅。」 盧官莊村的土地託管，始於2021年11月。彼時，盧官莊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鼓勵村民以土地入股形式加入。該村歷時半年時間的集中整治，整理出1000多畝連片土地。「考慮到村裡老年人居多，年輕勞動力不足，再加上受技術、資金的限制，自身種植水平不達標，我們決定將1500多畝土地託管給金豐公社。」盧官莊村支部書記盧洪本介紹說。 「以前種地效率低，村民掙不著錢，不少土地都撂荒了，村集體還背著百萬元的債務。」盧洪本說，該村推行「雙社聯合」模式後，探索出鄉村發展新模式。 「雙社聯合」是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農戶自願以土地入股，通過「以好換孬」「以近換遠」等方式整合零散地塊，將「小田」變「大田」。同時，金豐公社運用「兩拌三噴」等新農技，助力小麥、玉米等作物增產，不僅降低種植成本，也保障了糧食穩產增收。「我們的原則是本村人種本村地，增產收益不出村。」 臨沭縣金豐公社縣社社長董書通介紹說，作為專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金豐公社憑藉在農業領域積累的專業優勢，為託管土地提供從產前的農資供應，到產中耕、種、管、收全程機械化作業，再到產後農產品銷售等全鏈條服務。目前，金豐公社的縣級為農服務中心已遍布全國22個省份。 圖為發達麵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食品生產車間。孫倩 攝 在德州市夏津縣，發達麵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生產線高速運轉，將粒粒小麥轉化為麵粉。「我們收購的小麥，大多來自方圓十公裡內的種植戶。」該公司董事長徐山元表示，作為一家糧食經營企業，應從田間地頭把住品質關。 徐山元介紹說，傳統的車輛在運輸小麥過程中，存在「跑冒滴漏」的現象。為此，發達麵粉集團對小麥運輸車輛進行嚴格密封，避免小麥運輸、裝卸中的撒漏、受潮、黴變和汙染等損耗。 在從倉庫到加工的傳送過程中，傳統傳送方式是通過攪籠螺旋輸送。徐山元表示，今年，集團全部改為刮板運輸機，小麥破損率從0.3%降至0.2%。「不要小看破損率下降0.1%，企業年小麥加工量300萬噸，這一個環節就省出3000噸小麥，相當於六七千畝麥地的產量。」 圖為山東五徵集團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孫倩 攝 在山東五徵集團有限公司，現代化高端農機產品正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該公司首創的混合動力CVT拖拉機，比傳統機型節油25%，自主研發的青飼料收穫打捆一體機實現了收穫、切碎、輸送、打捆一站式作業。 「我們始終將綠色發展放在首位，將其融入企業戰略和日常運營中。」據山東五徵集團有限公司辦公室副主任李太福介紹，該公司累計投入近3億元，先後完成了鍋爐「煤改氣」綠色改造、用電設備節能技術改造等43個項目，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如上述民營企業一樣，時下，山東民營企業紮根實業、深耕主業，用行動書寫責任答卷。記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山東民營經濟增加值2.54萬億元，同比增長5.7%，佔GDP的比重達50.7%，佔據「半壁江山」。(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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