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張慧雪 ●新形勢下政府引導基金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平衡政策目標與市場規律,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協同發力。通過提升基金市場化運作水平、聚焦重點投資方向以及拓寬基金退出渠道,政府引導基金有望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方面發揮更大效能 近年來,政府引導基金作為財政資金市場化運作的重要工具,在服務國家戰略、推動科技創新、促進產業集聚、發展新質生產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廣東為例,2025年4月30日,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廣東省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建強產業基金體系。全省統籌資源整合組建超萬億元總規模的產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其中省級基金規模超過1000億元,以國有資本帶動社會資本,形成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企業併購投資、S基金等有效投資體系。 政府引導基金是由政府設立並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過扶持創業投資企業發展,引導社會資金進入創業投資領域。自2002年我國首隻中關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成立以來,政府引導基金先後經歷了探索起步階段(2002-2007年)、規範化運作階段(2008-2015年)以及轉型升級階段(2017年至今)。根據投中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底,政府引導基金規模達3.35萬億元,覆蓋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 政策紅利促進政府引導基金迅速發展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政府引導基金的作用,出臺系列支持政策。2025年1月,國辦印發《關於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著重強調政府基金應聚焦重大戰略領域,通過資本引導加速新質生產力培育。5月,科技部等七部門出臺《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將構建中國特色科技金融體系提升至支撐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高度。 此外,地方政府也結合區域經濟特點,設立專項基金支持本地優勢產業,如廣東省智能產業基金、深圳「20+8」產業基金群等。2025年6月3日,廣東省財政廳印發《廣東省政府投資基金管理辦法》,提出政府投資基金突出政府引導和政策性定位,聚焦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市場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薄弱環節,發展耐心資本,注重發揮實效。 隨著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政策,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願意與政府引導基金展開合作。一方面,政府率先投資向外界傳遞了積極信號,政府信用背書降低了投資風險。另一方面,政府引導基金的投資具有長期性,政策扶持可帶來更高的長期回報。例如,合肥市政府引導基金通過與知名風險投資機構合作,成功培育了京東方、蔚來、科大訊飛等一大批明星企業。 現階段,我國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節點,政府引導基金在促進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轉化等創新活動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例如軍民融合發展基金,針對軍工領域急需核心技術加大投資,有效解決了「卡脖子」難題。未來,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生物醫藥與健康等領域將成為政府引導基金重點投資方向。 政府引導基金面臨管理體制方面的諸多挑戰 政府引導基金一方面要實現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又要保證資金保值增值,這對基金投資管理提出了較高要求。部分基金投資緩慢,存在資金閒置、甚至違規舉債等,《關於公示深圳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清理子基金及縮減規模子基金名單的通知》就曾公布過25隻被清理子基金以及12隻縮減規模子基金名單,其中被清理的子基金有兩隻規模高達100億元。 政府引導基金的地域屬性容易進一步加劇區域發展差距。根據投中研究報告顯示,華東地區的政府引導基金數量和規模均為西北地區的10倍左右。經濟發達地區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基金運作較為成熟,配套設施齊全,而中西部地區受制於社會資本較少、專業人才不足、產業基礎薄弱等因素,導致基金運作效果較差。 政府引導基金退出渠道受阻,導致政府財政負擔加重。自2002年我國成立第一隻政府引導基金以來,至今大部分基金都已走完一個完整投資周期,正處於退出階段。被投資企業上市周期長、併購市場不活躍等,使得基金退出困難,影響資金循環使用效率。 促進政府引導基金高質量發展需要體制機制創新 首先,提升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運作水平。一是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減少行政幹預,提高基金運作效率。二是完善基金激勵機制,吸引社會資本長期合作。例如針對基金投資期,增加更為寬容的容錯機制條款,激勵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三是改變單一財政考核指標,制定兼顧政策目標和經濟收益的多維度評價體系。 其次,聚焦重點投資方向。從募集端來看,建議由政府部門或行業協會牽頭,建立政府引導基金資料庫,實現全國信息資源共享,避免基金重複設立。從投資端來看,建議各地區聚焦本地優勢產業展開重點投資,對於早期硬科技的項目,設立專項子基金,提供長期穩定支持。 最後,拓寬政府引導基金退出渠道。從傳統退出路徑來看,持續推動IPO和併購退出。包括加強與科創板、北交所的對接,鼓勵企業赴境外上市。同時鼓勵行業龍頭企業併購政府引導基金投資的中小企業,形成產業整合。從新興退出渠道來看,鼓勵市場化機構設立S基金,承接政府引導基金份額。《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提出,「評估北京、上海、廣東等區域性股權市場私募股權基金份額轉讓試點成效,進一步優化份額轉讓業務流程和定價機制。鼓勵發展私募股權二級市場基金(S基金)」。 作者單位:廣東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GD25DWQYJ0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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