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評：小學老師教高中，教育不能靠將就
2025-11-27 06:38 5,786次浏览8月9日，成都世界運動會興隆湖湖濱賽場，西班牙運動員蒙特阿古多坐在裝好「龍頭龍尾」的中式龍舟裡，和隊友一槳一槳奮力划動，追逐著前方的中國隊和印度尼西亞隊；幾十公裡外，世運會成都七中東部學校田徑場裡，中國選手姚賽東在棍網球——一種起源於北美洲的古老運動——和小組最強的對手加拿大隊比賽時尋找著進球的機會。 這兩種起源於不同大陸的傳統運動，踏著世運會浪潮，在現代蜀地自然交匯，碰撞出奇妙火花。 2025年的這個夏天，在成都世運會賽場上，古老悠久的「老運動」依舊讓「老觀眾」著迷，而未曾見過的「新運動」也引發了「新觀眾」的好奇，非奧體育項目的跨國互動、體育文化的對話交流，讓全民參與體育增添了新的「切入點」。 小眾項目注重交流與延展 運動項目相對「小眾」，或技術要求稍顯「刁鑽」，自1981年首屆世界運動會在美國聖克拉拉召開，一直到44年後的今天，「世運會」一直以「奧運會預備役」的品牌形象為人所知。 根據現行《奧林匹克憲章》，運動項目想要進入人類體育最高等級奧運殿堂，需要達到全球參與國家或地區的數量「門檻」。對於諸多流行範圍較小運動項目而言，這無疑是最大挑戰。而四年一度的世運會，正是這些小眾項目展示魅力、推廣普及、融入世界的最好平臺。 起源於義大利、發展於德國的浮士德球1985年就進入世運會項目行列。在世運會歷史上，德國是在這個項目上成績最好的國家，其次是奧地利隊和巴西隊。但即使如此，浮士德球的傳播範圍仍然很小，甚至在這些「優勢」國家也仍屬小眾項目。 「我的國家是足球國度，玩浮士德球的人不多。」巴西運動員加布裡埃爾·佩特裡·赫克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在巴西，大概只有1000多人是浮士德球球場的「常客」，大部分巴西人更喜歡足球、排球等熱門運動。 來自德國的大學生運動員約翰內斯·榮格勞森也表示，儘管浮士德球在德國被發揚光大，但其流行程度仍舊堪憂。「世運會對於我們的項目來說意義重大。」榮格勞森說，「我們都不是專業選手，平時會打一些國家比賽。參加這樣世界級的國際大賽，是向全世界展示這項運動的最好機會。」 回顧世運會浮士德球的歷年參賽國家，都僅有歐洲和美洲國家。成都世運會，浮士德球首次「登陸」中國，一個新的小眾項目就此走進了中國人、亞洲人的視野當中。「希望通過這次世運會，能讓更多中國人愛上我們的項目。」榮格勞森說。加布裡埃爾則表示，如果有中國的參與，小眾項目將能更快地步入全世界的大舞臺。 「軟式曲棍球進入中國的時間並不長，我們的隊伍今年2月才正式組建，這次的目標主要是向歐洲強隊學習。」中國軟式曲棍球國家隊助理教練商亮宇對記者表示，作為流行於北歐的小眾項目，該項目已經逐漸被中國體育界所接納。如今，北京、上海等地的「體育入校園」中有了軟式曲棍球的課程，上海多個高校還組織了區域聯賽。 「不少現在的運動員和參與者都從曲棍球、冰球項目轉項而來。」商亮宇說，「新項目進入國內後，給此前的『老項目』的運動員提供了更多機會，也是體育多元性與延展性的最好體現。」 世運項目背後的文化共鳴 「我們不必非得與某個具體的人對抗，我們的敵人就是自己。在武術裡，我們稱之為『心魔』，我就是在對抗它。這是我最喜歡武術的一點，這比單純的對抗性運動更有吸引力，其藝術性、哲理性太過於博大精深。」——這段話並非來自我國某位武術大師，而是來自一個義大利人，參加成都世運會武術套路男子南拳—南棍比賽的達裡奧·斯特魯蒂。 斯特魯蒂小時候在電影中看到了成龍和李小龍的武打動作，開始對武術這一中國傳統體育項目產生了濃厚興趣。隨著學習訓練的不斷深入，酷炫的動作之外，武術背後蘊含的哲學道理和文化精神也深深吸引了他。 「我父母並不支持我繼續練習，但我跟他們說，『求求你們了，武術已經刻在我的骨子裡了。』那時我甚至會背著他們偷偷出去練武術。」斯特魯蒂告訴記者，「武術是如此的宏大、純粹、深奧，蘊含了太多精髓，成為了我的精神指引。」 外交學院體育對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周慶傑表示，武術這樣古老的體育運動，在國際賽場上代表的並不僅僅是運動形式本身，更重要的是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文化共鳴」。 「以武術和龍舟為例，武術的動作和思想中包含了中國傳統『陰陽』哲學，龍舟又是來源於紀念屈原，最終形成了節慶文化現象。廣義『儒家文化圈』之外的選手練習武術，和我們中國人參加棍網球、軟式曲棍球一樣，是思想共振、文化交融的體現。」周慶傑說。 來自巴西的米歇爾·席爾瓦·多斯桑託斯，最喜歡武術中的動靜結合、剛柔並濟，這與巴西傳統文化中單純的「熱烈」並不一樣。和她一起參加女子長拳—劍術—槍術的法國人茱麗葉·沃謝茲則認為，來參加世運會，是讓所有武術運動員匯聚一堂，既是運動技術的切磋，也是思想的碰撞。 「我們武術運動員互相之間都認識，國際性大賽給我們創造了交流分享的平臺。」代表中國隊奪得男子長拳—刀術—棍術冠軍的高久尚說，「未來肯定要讓更多人知道武術、喜歡武術文化。」 世運樣本反哺全民健身 來自愛沙尼亞的桑德·馬吉目前住在上海，工作之餘，他在上海開辦了軟式曲棍球俱樂部，目前已有不少小學員加入。「軟式曲棍球的場地要求並不高，技術動作門檻也低，很適合小孩學習。」桑德說。榮格勞森告訴記者，浮士德球與排球類似，但操作更簡單，對場地的要求也更低，「有塊草坪就能打」。 周慶傑表示，相對於許多奧運會項目場地要求高、入門困難等特點，世運會中的很多項目「離老百姓更近」。「目前來看，世運會的許多外國傳統項目很適合在中國民間普及開來。」周慶傑說，「很多非奧項目在特定地區的觀眾群體很龐大，其開展形式也更『日常』，世運會給這些項目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飛盤、撞球、壁球等「潮流性」的世運會項目已經在中國越來越受歡迎。未來，場地要求簡單的軟式曲棍球、浮士德球等項目也很有可能加入這個行列。本屆世運會開幕之前，成都市組織了各類世運會項目體驗活動，世運會結束後，包括三岔湖馬鞍山賽場在內的不少場館也將保留其舉辦項目的特色，向群眾開放如皮划艇、滑水等項目體驗活動。 「可以說，成都世運會的舉辦，也給全民健身注入了新活力。」周慶傑表示，世運會上的「新奇」小眾項目，為體育愛好者豐富了參與體育的途徑，也讓更多未曾參與過體育活動的群眾看到「加入」的可能。 「就本質而言，體育運動是需要全民參與、全球參與的。只有大家都參與，一項體育運動才有發展與存續的可能。而這不可能完全依賴奧運會、世錦賽一樣的高水平的競技體育賽事。讓更多的運動項目多維度發展、大範圍傳播，是世運會這個關注『小眾』的國際賽事的意義所在。」周慶傑說。 天府公園內，浮士德球比賽的場邊，開學將要上二年級的戴盛懷看得興奮不已，他跟媽媽說也想要「玩球」——世運會確實正在努力讓體育回歸「人本」，吸收更多的新鮮血液，加入到這些「少見的」小眾項目當中。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梓昂 記者 梁璇 來源：中國青年報(2025-08-12 08版)
8月12日晚，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雷士德工學院地處北外灘，這一帶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群星璀璨之地，左聯作家在這裡掀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熱潮，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承載著中國文學史記憶、見證了中外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間，今年的文學周主論壇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展開，形成經典與當代、歷史與現實的文學復調。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裡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派屈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顒、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餘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輪流演講。論壇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說文解字》的釋義，「經」即「編織」，這呼應著達裡娜・加拉格爾的說法：經典的本質是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隨時吸收來自當代作者的新聲。誰能想到，卡夫卡曾讀過《聊齋志異》，《消失的地平線》靈感來自《桃花源記》，正如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的感慨：經典讓不同時空的「異鄉人」在故事中指認彼此。古典不古，經典並不凝固作家孫顒因為個人經歷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東長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長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學院建築依舊，在「變亦不變」的環境裡，「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對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體驗。他明確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觀點，回顧《荷馬史詩》誕生於3000年前，《詩經》同樣有3000年歷史，無論西方東方，整個世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在全面數位化的當代社會，印刷術面臨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輕人除了應付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多數人不會主動閱讀《荷馬史詩》或《詩經》這些遙遠的詩篇。但古典寶藏並沒有在當代社會中喪失它們存在的意義。因為在變遷的時代、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文學的硬核之心沒有變化，古典作品觀察和表達的人性，並沒有在3000年中發生本質變化。西方的遊吟詩人吟誦的人類的貪婪、掠奪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國民間歌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類社會的發展摧枯拉朽，技術變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沒有變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夠滋養著現代人的精神。這也是古典帶給當代的啟示，一切文學創作能否流傳的關鍵在於對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達裡娜同樣在發言中談到《荷馬史詩》，她平行對照了荷馬和喬伊斯的寫作，後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對《奧德賽》的再創造。喬伊斯創造了布魯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遊於都柏林，這是在20世紀愛爾蘭的背景下，創造性地改寫奧德修斯的歷險。喬伊斯不是第一個改寫荷馬史詩的人，更不是最後一個，經典的生命力在於不斷演化，經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寫和改寫都是經典的新生，歷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在不斷更新的。事實上，喬伊斯的研究者發現，他寫作《尤利西斯》的靈感來自童年閱讀《尤利西斯歷險記》，那是一部英語翻譯、簡寫的兒童文學讀物。所以，古典不是靜態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豐富的、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對歷代的寫作者而言，經典是能夠不斷汲取靈感的源頭，也是一部隨時能把自己的聲音置入其中的發展中的作品。翻譯家餘中先進一步強調「經典並不凝固」的觀點。他分享了自己閱讀加繆的體驗：初讀《鼠疫》和《局外人》，他震驚於人類群體的不理性和荒謬；再度閱讀時，體會到加繆想要表達的「集體抗爭中的人性溫度」，也從中重建對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讀這兩部作品，他試著把兩部獨立的作品納入「加繆寫作」的完整系統，體會加繆在創作中的變化，作家對沉默和行動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書寫態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思考加繆的文學創作與他所身處的法國當代哲學語境之間的張力。餘中先總結，閱讀經典意味著一場對話的起點，經典是一扇等待被打開的門，推門而入，但門後並沒有終點和標準答案。無論身份是作者、譯者或讀者，哪怕帶著疑惑和不解，「只要進門，就參與了經典的再創造。」變形的孩子在故事中指認彼此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堅持跨文化思維的寫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裡，回顧從歐洲巖畫到韓國女團的人類文化變遷。對於「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他認為「經典」不僅意味著時間軸上的傳承和演變，更值得關心空間層面的「流變與轉化」，也即經典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認為，當代社會陷於「文化戰爭」焦慮的大環境，上海國際文學周創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場所。把文化視為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財產」，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衛文化遺產，但他推崇另一種更開放的文化觀——它不是被佔有、被壟斷的資源和私產，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後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這位中國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經手稿帶回長安，據說，在他離開印度前，當被問起一生的信念是什麼，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學啟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譯者，最終成為佛學大家，是因為「儒」和「釋」在他的生命經驗中融合。普克納因玄奘的故事堅信，經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斷跨越壁壘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鑑、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力量的象徵。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閱讀經驗，與普克納的觀點形成共鳴。郭爽提到她青年時期讀到兩則刻骨銘心的「變形記」故事。其一來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一個青年變成蟋蟀，在皇宮鬥蟋蟀比賽中戰無不勝，奇異地改變了他家人的貧苦命運。另一部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格裡高利變成甲蟲並被冷酷的家人拋棄。後來郭爽震驚地得知卡夫卡讀過《聊齋志異》，這讓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釋懷，想到卡夫卡從無望的工作經歷中寫出絕望的《變形記》，「也許在他讀到《聊齋》時，蒲松齡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獨。經典的流變意味著，世間所有變形的孩子，終能藐視世俗規則，在語言和想像的世界裡飛翔。」英國作家艾禮凱用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分享了又一則「經典跨越時空存續」的故事。2020年初，定居北京7年的他在節奏飛快的大城市裡深感疲憊，為此決定旅居大理。他回憶，火車飛馳在西南高原，穿山越谷，當火車從最後一個長長的隧道裡穿行而出，他豁然看到洱海在眼前鋪展，那一瞬間，他體會到漁夫進入「桃花源」的震撼，陶淵明的文字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在大理古城租下一棟老舊的木屋，儘管他很快意識到旅遊業發達的大理並非他想像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放慢的生活節奏中，他找回內心的平靜並決定寫作分享他的大理日常，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大理一年》。大理距離香格裡拉4小時車程，艾禮凱試圖在「大理」和「桃花源」、他本人和陶淵明之間建立起文學聯繫時，他發現他的同胞、《消失的地平線》作者詹姆斯·希爾頓早一步做到了，希爾頓視陶淵明為文學偶像，《消失的地平線》不僅來自作者的親身經歷，創作靈感更源於《桃花源記》。艾禮凱說到，《消失的地平線》有著和《桃花源記》相似的結尾，主人公一旦離開就永遠地失去了那個「理想之地」。他寫完《大理一年》，也從大理搬遷到喧囂的紐約，這不是刻意地在個人生活中模仿經典，而是：「桃花源和香格裡拉在現實中註定是『消失的地平線』，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生活的避難所，那也許只能在寫作中、在文學中尋找和造就，那必然是精神性的存在。」用中文寫作的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認為，不斷轉化的經典給流變的人生提供了錨點。她歷時六年寫作非虛構作品《林門鄭氏》，在文字中悲悼母親不為人知的頑強人生。寫作中途，她重讀《奧德賽》，注意到從前忽略的小角色埃爾佩諾爾，他是奧德修斯行伍裡最年輕的一個，既不勇敢，也不聰明，毫無功績，因為酒醉後一腳踏空，從高處摔落摔死了，他死的時候，夥伴們正急著開拔，忘了安葬他。後來，奧德修斯遊歷冥府，遇到的第一個亡靈就是埃爾佩諾爾，小人物對英雄哭訴：請你在海岸邊為我築墓，讓後來的人們紀念我這個不幸的人。林雪虹回憶，她讀到這段，失聲痛哭，她意識到荷馬寫出了她多年的心結，她通過寫作重構記憶，恰如奧德修斯為被遺忘的亡魂築墓。古典的幽靈頑固地遊蕩在當代創作中，不僅埃爾佩諾爾的「未竟之葬」與她的個人生命經驗產生共振，她同樣在伯格曼的電影《呼喊與細語》裡看到希臘神話《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影子，她為此有感而發：「幸而有了經典，穿梭在不同時空中的異鄉人能在這些故事中指認彼此，否則我們的世界該多麼的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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