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遇漲潮被卷進水流抓住枯樹枝求生
2026-02-24 22:09 5,421次浏览矗立在蘭州市城關區的"黃河第一橋"中山橋，如今銀灰色的橋身與奔流的黃河相映成趣。但鮮為人知的是，這座百年鐵橋最初的"衣裳"是土紅色。是什麼原因讓它換了"新裝"？這背後藏著一段與抗戰歷史緊密相連的故事。 2025年4月30日，甘肅蘭州，蘭州百年中山橋遊人如織。記者 李亞龍 攝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隨著華北、華東、華中大片國土相繼淪陷，作為大後方的蘭州，其在全國抗戰中的戰略地位驟然凸顯。這裡既是西北國際交通線的樞紐，蘇聯援華的大量物資經此中轉送往前線；又是中國空軍的重要戰區和訓練基地，這讓蘭州成了日本空軍頻繁空襲的目標。 日軍飛機轟炸蘭州。(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值得一提的是，蘭州空戰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這場戰役的勝利，挫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打擊和切斷西北國際交通線的企圖，有力保障了以蘭州為中心的國際交通線暢通，為全國抗戰提供了堅實支援。 蘭州空戰的告捷，離不開蘇聯的鼎力相助。抗戰初期，國際援華物資中相當一部分來自蘇聯。1938年至1939年間，50架輕型轟炸機最先抵達蘭州，隨後150架海鷗式E-15-3戰鬥機從蘭州轉往其他戰區，還有200門七五野炮、500挺馬克沁重機槍、300輛6輪卡車等物資陸續運抵……據統計，抗戰初期經蘭州轉運的蘇聯驅逐機、轟炸機、運輸機約有千架。 蘇聯派出空軍志願航空隊來華參加對日作戰。(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為方便蘇聯援華人員往來住宿，當時的國民政府在蘭州永登縣設立了專門招待機構，當地人稱之為"俄國站"。"俄國站"分三個院落：前院是客房和遊藝室，後院為飯廳及工作人員宿舍，另有一個院子作為停車場。這裡常年住著兩名蘇聯人及10多名永登本地工作人員。往來的蘇聯人待人謙和，每次少則數十人，他們支援中國抗戰的舉動深受當地人好評，工作人員總會熱情備好麵包等食物招待。 1939年初，日軍發動"第一次大規模內陸攻勢"，對蘭州狂轟濫炸，古城一度陷入火海。危急時刻，中蘇空軍將士同仇敵愾，與敵機英勇激戰，一舉擊落15架敵機。同年年底，面對日軍陸海軍航空兵聯合實施的"百號"轟炸，中蘇空軍將士再度長空搏殺，展開一場慘烈血戰。 日本飛機轟炸下燃燒的蘭州城。(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彼時的甘肅雖貧瘠，卻在抗戰中付出了令人動容的努力。當地民眾最大的貢獻便是繳納公糧，戰時農民繳納的公糧數量是戰前的數倍。即便負擔加重，百姓們仍全力支持，這正是中華兒女空前大團結的生動體現。 1939年，蘭州空戰照片。(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蘭州的農民也積極參與到支援空戰的行動中。在來紫堡鄉駱駝巷村外，種稻子的農民曾救起一名跳傘的蘇聯飛行員。當時，幾位農民蹚水衝過去，拽住鼓脹的傘衣，將半身泥水的飛行員從坐墊上扶下來，一路攙扶到村裡的小學。事後，蘭州有關方面特意將這幾位救人者請到城裡，設宴款待並請他們看了電影。 為應對空襲，甘肅省防空司令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向市民普及防空、防毒知識，要求家家戶戶備好乾糧；在城牆上挖掘大量防空洞；在今廟灘子一帶修建民房供難民躲避；同時在白塔山和今二熱附近設立高炮陣地。 1939年，蘭州空戰被擊落的日機殘骸。(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經過空戰的洗禮，蘭州在防空工作上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組織體系和有效的行政法令，包括設置防空警報、配備消防器具、修建防空壕洞、建設防毒設施、開展防毒訓練、制定防空交通管理規定、組織防空救護訓練等，形成了一套系統的防空機制。 1939年2月，蘭州人民慶祝空戰勝利。(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作為蘭州地標，土紅色的中山橋因易成為轟炸目標，被改塗為銀灰色(即如今的顏色)，這一細節正是蘭州空戰作為「生死防線」的生動物證，見證了那段保家衛國的歷史。 1939年，蘭州報紙關於空戰勝利的報導。(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蘭州空戰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成功，更凝聚了中蘇協作與全民抗戰的力量，守住了西北國際交通線這一抗戰「生命線」，因此被稱為抗戰時期「中國領空的生死防線」。 資料來源：《蘭州空戰》 記者：閆姣 來源：微信公眾號
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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