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商銀行安徽省分行原黨委副書記梁延國接受審查調查
2026-01-20 05:18 3,241次浏览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杭州8月8日電(林波)「街頭小販頭頂著成堆的商品穿梭在車流中，Tecno的商店、China Mall的燈火……中非合作早已滲透進這片土地的毛細血管。」浙江大學在讀博士生李璐欣在「西非實踐筆記」中寫道——這些畫面讓她明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改變了無數普通人的生活。 李璐欣的這段感悟，是中國高校學子暑期走出國門、觸摸真實世界的深刻縮影。 近日，一支來自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實踐團跨越一萬兩千多公裡，深入西非加納與奈及利亞，走進大學課堂、參訪中資企業、體驗當地文化，用腳步丈量這片充滿活力的土地，也用專業視角觀察中非合作的脈搏。 近日，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實踐團與非洲師生合影。 (浙江大學供圖) 超越「原始想像」：青年視野在碰撞中「校準」 出發前，「原始而神秘」是不少學子對非洲的模糊想像。 浙江大學碩士生洪啟航坦言心中曾充滿忐忑，但降落在加納首都阿克拉後，顧慮迅速被熱情擊碎。 獨立廣場偶遇當地電視臺記者，受邀觀看加納小姐選美；加納大學孔子學院裡座無虛席的漢語課堂、剪窗花時非洲同學眼中的光亮……這些細節在重塑著洪啟航的認知——「膚色不同，笑容相似」。 臨別時，他將印著中文「飯搭子」的可樂送給當地記者，收穫了跨越大陸的情誼。他說：「面紗褪去，非洲未失神秘，反而賦予了『和而不同』的文明互鑑更多『血肉』。」 浙江大學碩士生何城楷則敏銳捕捉到阿克拉的複雜肌理：擁堵的「Tro-Tro」小巴與網約車並行，頭頂貨物穿梭車流的小販與別墅區共存。 最讓何城楷印象深刻的是當地人對足球的熱情：「足球運動無處不在。」而打動他的是當地人的樂觀與堅韌，「從街頭小販到自習室裡的學子，都讓我深刻體會到這裡的堅韌、包容和希望。走出去本身，就是破除刻板印象、建立立體認知的必修課。」 近日，實踐團成員用鏡頭記錄隨處可見的足球少年。 (浙江大學供圖) 穿透「知識時差」：學術合作在對話中重構 對於浙江大學在讀博士生夏藝文而言，此行是一次深刻的「被看見」之旅。她敏銳地察覺了「知識的時間差」帶來的張力：西方文獻中的概念未必適用於非洲土壤，而非洲學者關切的「經濟自主性」等議題，又促使中國學子反觀自身學術訓練的盲區。 「這種差異不是隔閡，而是合作真正的起點。」她認為，中非高校合作不應止於項目堆砌，而應置於「全球南方知識建構」語境下，展開「互為主體、共建共生」的知識協商。 夏藝文的思考，也是加納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王吉民近年來在呼籲的。 王吉民表示，近年來非洲青年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中國文化表現出高度興趣，但仍缺乏平等、有效、真實交流的載體與渠道，「面對非洲青年對中國的興趣，我們需要提供的不是一種『標準答案』。現在的問題不是缺乏信息，而是缺乏面對面對話、缺乏走出屏幕與資料的真實交流。」 他呼籲更多中國青年學者走出熟悉的理論體系和「文字」課堂，深入非洲社會一線，在實地調研與真實互動中重構跨文化理解的邏輯與方式，「對於國內的青年學者們來說，走出來，永遠比遠程想像中的學術研究更有力。」 近日，實踐團成員走進當地電視臺。 (浙江大學供圖) 超越「單邊輸出」：高校教育在互鑑中升華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跨文化交流與實踐學習成為中國高校在「育人」路上的重點之一。 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袁松看來，通過「走出去」感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治理邏輯、市場結構和社會互動，師生可以發現教學內容與現實需求之間的差距，進而推動課程改革與實踐教學創新，提高人才培養的實用性和前瞻性。 「當袁松教授介紹浙江大學經濟學院MPCE項目時，奈及利亞青年Petra眼中閃爍的不僅是留學意向，更有對發展知識體系重構的渴望。」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團委副書記沈豔表示，在看到當地青年把去中國學習深造作為一個理想時，她的內心很受觸動，「在非洲青年認知中，中國經驗提供了一種『去依附性現代化』的參照，他們正通過中國視角，拓展『發展即自由』的內涵。」 如今，沈豔也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非洲青年選擇來到中國學習、工作和生活。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王義中將這趟「走出去」的課程視為一堂鮮活的「大課」。他認為，培養具有「大問題意識」和「世界眼光」的新時代經濟學人，絕非紙上談兵，「當青年真正踏入異國土地，與西非同齡人『真誠對話未來』，才能讓『經世濟民』的情懷和『中國特色經濟學家精神』從理念沉澱為血脈中的『方向感』。」 浙江大學並非中國高校走向廣闊世界的個案。在全球化時代，如何有效連結全球、培養具有國際勝任力的人才，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共同課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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