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倉功能疊加」改革落地廣州南沙
2025-11-06 02:45 9,582次浏览成都8月14日電 題：一個人的世運代表團：微光如炬 永不獨行 作者 單鵬 王鵬 祝歡 對於絕大多數運動員來說，世運會是與隊友和教練並肩作戰、共享榮耀的舞臺，但對於25歲的奈及利亞壁球運動員阿德戈克而言，世運會的壁球場地只屬於他一個人——孤身奮戰，沒有其他奈及利亞選手與其並肩。 泰拳運動員穆薩維是出現在成都世運會的阿富汗唯一一名運動員。他的泰拳之路充滿艱辛：18歲背井離鄉，只身前往瑞典求學和訓練。雖然穆薩維大部分時間待在國外，但他仍選擇代表祖國參賽。 8月8日，阿富汗泰拳運動員穆薩維(左)在成都世運會擂臺迎戰一名烏克蘭選手。 記者 劉忠俊 攝 還有古巴的自由潛水員，喬治亞的力量舉健將，列支敦斯登的無人機競速選手……在成都世運會，一個人的世運代表團引人關注——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獨苗」運動員微光如炬，以一己之力點亮世界賽場。即便孤身奮戰，他們的體育精神與夢想依然閃閃發光。 「在成都世運會這樣高水平的舞臺比賽，是我職業生涯極大的成就，也是寶貴的人生經歷」。穆薩維從2017年起參加正式比賽，8年來獲獎無數。不過略為遺憾的是，他在首輪以1分之差惜敗，最終位列8名參賽選手的第5名。 「比賽競爭極其激烈，每名選手都是各自隊伍的冠軍，也都經過多年比賽、累積積分才拿到世運會的參賽資格。這個結果並不理想，但我非常感恩有參賽機會，希望下次把勝利帶回家。」穆薩維說。 相比穆薩維，百慕達群島隊唯一一名運動員、37歲的「散打女將」克裡斯塔走得更遠。她進入了武術散打女子70公斤項目的銅牌賽，但不敵埃及運動員，未能站上領獎臺。 克裡斯塔的故事頗為勵志：與散打結緣時已25歲，訓練是她12年來的生活常態。這次參賽，克裡斯塔升了一個體重級別——從平時的65公斤級升到70公斤級，這意味著她將面對一批從未交手過的對手。「但我熱愛競爭，希望在新級別裡依然可以保持競爭力。」 8月11日，37歲的百慕達群島隊「散打女將」克裡斯塔(右)在成都世運會武術散打比賽中。 記者 張浪 攝 雖然孤軍奮戰，「孤勇者」們卻未孤單收場。成都世運會的燈火裡，語言不通的擊掌、訓練間隙的自拍、領獎臺下的擁抱，一個人的代表團最終帶回一群人的友誼，他們把微笑留給了賽場，也把更大的夢想帶回故鄉。 「有好有壞吧。」談起獨自參賽的體驗，克裡斯塔笑言：「我能更專注於自己需要做的事情，這是一種不同的體驗。」在她看來，體育精神是一種團結感——即便彼此是對手，不同項目的運動員也因共同的努力而緊密相連。「我想讓大家知道，即使像百慕達群島這樣的小地方，也能在世界舞臺上留下印記。」 阿德戈克是奈及利亞現世界排名最高的壁球手。成都世運會他沒有教練也沒有隊友，平時一個人訓練、吃飯，孤單時他習慣把耳機塞進耳朵，用音樂或與遠方親友的視頻通話填滿時間；球場上他始終面帶微笑，正是這份輕鬆讓他在遺材賽面對世界排名更高的捷克選手時逆轉取勝。比賽結束，觀眾找他合影、索要籤名、交換聯繫方式，在成都他收穫了全世界的掌聲和朋友。 踏上擂臺，穆薩維感到千萬道目光匯集於一身，「整個國家都在看我」。他說，在阿富汗，仍有無數泰拳少年揮汗如雨，只為登上更高的舞臺。「我的每一次出拳，都在告訴他們：堅持，就能讓希望落地。」(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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